数据不能成为唯一标准

■闾佳

美国经典剧集《火线》聚焦美国城市巴尔的摩，深入挖掘了几种重要的社会机构在运作和功能上的失调问题。剧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警长痴迷于完成数字，城市的行政官员也索要警方成功控制犯罪的数据。这种对数字的一味追求，反而导致警方大案不抓，只抓小案，唯求取得漂亮的指标。

这个故事恰好引出了美国教授杰瑞·穆勒的力作《指标陷阱：过度量化如何威胁当今的商业、社会和生活》（以下简称《指标陷阱》）的主题：当今时代，对指标、测量和数据的迷恋，真的有助于改善社会、机构和个人的绩效吗？该书得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商学院院长等大批知名学者的力荐，被认为指出了当今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可以测量一切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电子设备方便了我们对各种数据的测量，仿佛只要能够测量到具体的、客观的数据，就可得到公正公开的结果。收集数据的机会越来越多，收集数据的成本又越来越低，使得数据成了唯一的答案。因此，绩效就被简单地等同于能经过简化、纳入标准化测量的东西。

然而《指标陷阱》揭示，在设定指标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

首先，很自然地，人们会想要“测量最容易测量的元素”。但最容易测量的元素极少是最重要的东西，实际上，它们有时完全不重要。例如，要是按照所写代码的行数来衡量一位程序员的绩效，那么，那些追求代码简洁高效的程序员，会被这种评估标准气疯。这是量化指标功能失调的第一种情况。

与此密切相关，是“在期望结果复杂的时候测量简单的东西”。大多数工作都有多种目标。只关注测量其中的一项责任或目标，往往会带来欺骗性的结果。

此外，人们还会倾向于“测量投入而非结果”。通常来说，测量项目的投入更容易，但换回了什么样的结果，是相对难以测量的。一家组织，每年花了多少推广费用很容易测量，可谁能准确测量这到底在提升产品销量方面起了多大作用呢？

最后，人们还喜欢“通过标准化降低信息质量”。量化诱人，因为它对知识做了整理和简化。但过度的简化往往会造成扭曲，信息经背景、历史和意义，才变成了可供比较的数据，并获得了“硬性数据”的权威样子。

作者指出，上述信息扭曲问题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一旦数据性指标利害攸关，人们就必定会想对指标做手脚。在指标上做手脚有很多种形式。

一是通过“抹奶油”来做手脚。这种情况指的是，从业者靠着寻找更简单的目标，优选挑战性低的客户，从而更便于达标。

二是通过“降低标准”来改善数字。提高测量分数的一种方法是降低标准以求得分。

三是通过“省略或歪曲数据”来改善数字。这一策略可以排除引起麻烦的个案，或采用指标无法测量的方式来对案例分类。

当然，还有更明目张胆的“作弊”。这些都是《指标陷阱》所揭示的数字指标一再出现的缺陷。毫无疑问，解决问题是人类自然而然的倾向，但要是解决的问题太过宏大，人类便会落入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思维陷阱，希望通过整齐划一的简单办法将之一举消灭。数字指标的确非常重要，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任何过分简化的思路，都会越来越难以达到实现真实绩效，以及社会公平和福祉的目的。

针对《指标陷阱》所指出的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希伯来大学医学院教授戴维·奇尼茨的评论尤其值得今天的每个人深思：“诸多情况下，指标的唯一结果，就是带来更多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