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诺奖得主眼中的中国经济未来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会呈现什么走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是什么？如何处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之间的关系？……

吴思、李大巍两位年轻学者，对话1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请他们结合自己的理论观点和学说，分别从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平等和收入分配、未来就业趋势等角度，就全球和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提出洞见，于是有了这本《中国经济的未来：10位诺奖经济学家建言中国经济》。

近日，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第四期“同读一本书”活动将该书列为阅读书目，学员们阅读并撰写了书评，本刊择其部分观点加以分享，作者之一的李大巍在活动现场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犹如加入一场圆桌讨论

上海市金融工作委员会调研员高成富

读《中国经济的未来：10位诺奖经济学家建言中国经济》，犹如加入10位诺奖经济学家讨论中国经济未来的圆桌会议，受益匪浅。

要从辩证和动态的角度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永恒话题。亚当·斯密一派极力推崇自由市场，“认为价格机制是看不见的手，引导着经济的运行，政府不应该干预经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则强调“政府应该更多地干预经济”。两派的争论从未停止，《国富论》与《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也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圣典”。10位诺奖经济学家接受访谈时，也不时提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芬恩·基德兰德认为，在短期中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调节，出现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必然的，因为市场无法预测外部冲击的变动，也无法迅速做出反应；但从长期看，因为存在帕累托最优均衡的自发约束，政府不应太多干预。这种观点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也符合我国经济管理实践。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26年来，我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例证。中国的经济理论和实际，证明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动态的：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要发挥基础性作用，遵循市场规律；但是政府在应该出现的时候必须出现，重点是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要从全面和持续的维度把握经济增长的要素。

近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挑战很大。这需要从经济增长理论探求解决方案，经济增长是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的函数。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太多依靠土地、自然资源，这些方面的潜力已经不大了，而且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负面影响。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还有很大发展空间，但需要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创新和技术变革，应当更加关注创新创业主体中的中小型民营企业。

同时，芬恩·基德兰德用正反两个例子提醒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应当保持“时间一致性”：爱尔兰对内外资长期以来采取确定的税率政策，成长为“欧洲硅谷”，2018年GDP增速8.2%；巴西则因为政策“时间上不一致”，中央银行没能体现独立性，政策短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汇率贬值、存款冻结等。

要以顶层和前瞻的视野重视机制的设计。

埃里克·马斯金主张引进“纳什均衡”理论解决机制设计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先设定预期目标，探讨是否可以设计出一个机制（条件），通过这个机制的运行最终达到目标，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能建立这样的机制。这个理论，对我国经济金融改革很有启发和借鉴价值。

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为何会发生？是因为深层次机制设计有问题。银行追求高风险与金融系统要求降低风险之间存在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加强监管，设计一些监管机制。比如，设置有效的资本充足率，限制杠杆率上限，限制衍生工具交易，完善对高管的奖惩，设置贷款的最低标准等。

我认为，这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启示，在于如何更好地处理监管和创新的关系。2015年中国金融市场发生的“股灾”，是监管出了问题，还是创新出了问题？我认为，不是单方面的，而是设计监管与创新的机制出了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推进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监管体制和方式不断完善的过程。“股灾”暴露了监管漏洞，不同监管部门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此之后，政府做了及时调整，国务院层面建立金融稳定委员会，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为银保监会（2018年4月挂牌），这些都是希望通过改善机制设计来防止发生区域性和系统性风险（这是底线）。另一方面，金融改革创新也没有停止，比如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行注册制，就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和机制设计很好的探索。

要学习他们的思维方式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席施登定

研读《中国经济的未来：10位诺奖经济学家建言中国经济》一书，深有启发。

西方经济学流派众多，新旧理论很多不是互补，而是相斥，大量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相互抵触的观点。典型的有三大悖论：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亚当·斯密的信徒信奉自由市场理论，相信“看不见的手”，约翰·凯恩斯的拥趸则认为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必须干预市场，这在诺奖获得者中间也呈现了不同的学术倾向。在竞争和垄断的关系上，既强调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的市场，又说明市场竞争在现实中是不完全的，一些行业只能是垄断性质的。在效率和公平问题上，一方面强调市场投入和产出的高效率，另一方面，又认为市场难以解决公平问题，要解决公平问题只能靠政府的二次分配。

尽管如此，就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而言，西方经济学仍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巨大的参考作用。比如，要推动我国经济平稳发展，就要学习借鉴西方宏观经济学关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特征和对策的研究成果；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就要学习借鉴西方微观经济学从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具体因素入手进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要指导各类企业抓好企业管理，就要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发展股份制400多年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汲取其反映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要更好地推进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就要学习借鉴西方工业革命过程中出现的资源、能源、环境问题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失调、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的反思经验，等等。

同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我们学习。一是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基本由五个步骤组成，即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行为准则、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这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析框架具有借鉴作用。另一个是将数学应用到经济学，尽管存在滥用数理模型现象，但这种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还是需要借鉴的。

最后要学习的是诺奖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访谈中，10位经济学家既强调要素投入与产出、经济增长与消费、货币供给与物价水平等基本原理和经济规律的普通意义，同时又强调考虑发展阶段、经济制度、历史文化等不同约束条件的重要性，根据国情、实情作分析，也应该是我们的方法论。

为政之道，修身为本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金融科技学院副院长殷林森

《中国经济的未来：10位诺奖经济学家建言中国经济》一书中，10位诺奖得主用成熟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学常识评判和衡量中国经济改革成果，识别和确定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给人诸多启迪。

为政管理之前瞻性

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人物托马斯·萨金特认为，“政府难以管理预期”，原因在于“人们会关注税收和监管政策，不仅仅是当期的政策，还包括未来的政策”，指出“政府应该有一个政策决策机制模型，通过实际行动以及如何沟通这些行动来影响人们的预期”。

近些年来，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日益增强。无论是大到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还是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日益成熟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都会观察、领会政策、制度，做出预期判断和相机行动。如国家战略上海临港新片区的选择方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布局，这些政策明确出台前，微观经济活动主体均已在产业发展、投资等方面精心谋划、超前布局。

因此，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而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

显然，这考量着为政管理者政策制定的系统性、前瞻性、长远性。为政管理者如何在纷繁复杂的内外部条件、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复杂因素下，探索影响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预期，制定有益于经济长远、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至关重要，也是落实“四个自信”的重要保证。

为政管理之艺术性

中国的宏观政策一直在稳增长、调结构和促改革三大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埃里克·马斯金提出几个目标不一致甚至相反，因此“必须在不同目标之间进行权衡，给各个目标赋予不同权重”；“给政策目标赋予多大权重，实际上取决于政治家的偏好”；为了实现经权衡确定的各目标，要设计“实现特定目标的机制”，“机制设计是动态的，当各种机制之间出现冲突而无法正常运行，可以修改旧的机制以适应新的机制，对机制的及时调整有赖于好的政府工作机制”。

马斯金从目标的平衡、实现目标的机制设计以及机制设计的动态调整，分析了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制度如何面对外部环境进行的机制设计与动态调整。马斯金指出“邓小平先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机制设计师”，他也培养了钱颖一、白重恩、李稻葵等中国经济学大师。其所形成的成果及对中国经济体系的机制设计原理，表明要管理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制度设计，是要综合平衡好多重目标，协调处理好实现目标的各项条件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充满挑战而需要艺术处理的过程。

为政管理之心系人民

埃里克·马斯金提出“中国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需要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设计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案时，最好加入减轻不平等的机制。例如向缺乏技能和教育的人群提供接受教育和技能培训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皮萨里德斯提出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新技术肯定会取代部分产业”，指出“通过税收政策、利用好技术，解决贫困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经济红利逐渐释放，贫富差距也在拉大，技术的发展加剧了“缺乏技能和教育的人群”谋生手段的艰难。詹姆斯·莫里斯的最优税收模型和分配公正的观点，告诉我们合理税制的设计有利于激励努力和保证医疗、教育公平的均衡。

马斯金等经济学大师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形势阐述的减轻不平等、解决贫困问题等，从制度上告诉我们，政府设计规划、政策要考虑社会的公平。同样道理，共产党的为政管理者在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心系人民，不让一个人掉队，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对话

更优秀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

■本报首席记者顾学文

读书周刊：您为什么会有机会与10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话？

李大巍：我可能是中国认识诺奖经济学家最多的人，我算了算，已经有31位了。

我在创办“他山石”智库之前，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报告》杂志任国际主编，采访过多国领导人、联合国官员、诺奖得主及科技、资本领域的权威。另一位作者吴思，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报告》杂志编辑部副主任，她长期报道国际智库和学界的前沿研究成果，主持过“对话诺奖得主”“制度的力量——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等系列访谈。

因为工作关系，我们经常有与来中国出席论坛、会议的诺奖经济学家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我们会抓住当场请教的机会，也会事后用电子邮件补充沟通等方式，获得他们对中国经济的一些看法。

读书周刊：和这些全球知名的经济学家对话，会不会又兴奋又紧张？

李大巍：我觉得对话最好的状态是平等、平静、平和。

对话前，我们首先需要把自己在某个细分领域的知识储备迅速提升到和对话嘉宾同一水平线上，不仅要了解对话嘉宾的观点，还要了解批判他的人的观点；这一点已经很难做到了，但第二点更难、也更重要，那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然容易被对话嘉宾牵着鼻子跑。

第一要学习，第二要自信。我们是中国人，成长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的国度里，同时我们又懂中国市场。我们懂这位经济学家的理论，更懂和他处于同一水准、有能力质疑他理论的人，更懂中国市场，我们有能力和对话嘉宾展开批判性交流。

读书周刊：为什么从几十位诺奖经济学家中只选了这10位？

李大巍：这10位经济学家大都是进入21世纪以后获奖的，他们对现代经济学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其学术思想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改革进程在多个层面上有重要影响。

比如迈克尔·斯宾塞，他和中国的关系很密切。2017年，他和林重庚等合著的《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和转型：国际视角的思考与建议》荣获第17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除了给出一系列经济建议外，迈克尔特别建议中国要“讲好中国故事”。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太大了，西方经济学界并没有了解得很全面；对于当前中国在推进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一带一路等，国际社会也并没有了解得很清楚。

还有埃德蒙·费尔普斯，10年前他建议中国“鼓励创新，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正是我们今天“双创”国家战略的灵感来源之一。

而且，一本书的容量毕竟有限，我的下一本书也是关于诺奖得主和中国经济的，会有更多其他诺奖得主的思想交流。

读书周刊：这些诺奖经济学家给您留下的整体印象是什么？

李大巍：那种年轻的状态，始终好奇，时刻在学习。他们年纪都挺大了，但还在做10年、20年后的研究规划。

不仅是精神上的年轻，好几位身体状态也非常年轻，比如萨金特，77岁了，依然每天健身。我曾和他比试做俯卧撑，我做到50多个就气喘吁吁了，他好像都还没感觉。

读书周刊：您怎么看待这些诺奖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李大巍：过去，当我们还在摸索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们不少帮助。上世纪克莱因带着7位美国教授访华并授课，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睁眼看现代经济学的启蒙；八九十年代，弗里德曼三次访华，带来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几乎全中国学经济的人都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对我们确立“两条腿走路”的经济建设方针也不是没有过影响；还有刚才提到的费尔普斯，他的观点和他的著作《大繁荣》，从某种程度上催生了“双创”战略。

这些年，来中国出席高层论坛的诺奖经济学家很多，2019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来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迈克尔·斯宾塞、埃德蒙·费尔普斯，2018年的论坛来了7位。

不过，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我们不要神化诺奖经济学家。我们广泛听取他们的建议，但真正落实到行动上时，都是要结合本国国情的，要有所创新，正因如此，我们才取得了这么大的发展成就。

事实上，我们中国有一批十分优秀、十分伟大的经济学家群体，比如顾准、于光远、孙冶方、薛暮桥，以及相对年轻些的厉以宁、吴敬琏等。很多时候，他们看问题比一些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更客观、更实在，因为他们比较普遍地秉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长于调查、剖析、比较、鉴别；身处中国这个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内，他们有着非常强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把握尺度的能力，善于从纷繁的现象中把握核心要素和事物本质；而且，他们还非常谦逊和有所敬畏。

读书周刊：我看到您的微信相册封面用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照片，为什么？

李大巍：10年前我有幸在吴敬琏老师任主编的《比较》经济学杂志工作，又曾有幸在吴敬琏老师工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4年，从做人、为学等多个角度理解他、学习他，我非常敬佩他。如果今天他在活动现场，我敢说，他会是全场听得最认真的那个人。他会从头听到尾，会记笔记，还会举手提问。他每年看一两百本书，且大部分是英文原著，我说的不是从前他年轻的时候，而是现在的他依然是这样子的。

学而思，行动和思想一直在路上，就是吴敬琏老师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启发和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