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公安一级英模、《今天我休息》原型马人俊:为人民服务是终生奋斗目标

只要有可能,就想再做一些有益的事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马人俊/邬林桦 日期:2019-07-14
■口述:马人俊

整理:本报记者 邬林桦

从旧社会的穷孩子长成新中国的人民警察,我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党的培养,也离不开人民的信任。人民警察,在警察前加了“人民”两个字,就要为人民服务,要为老百姓做实事,帮老百姓解决难事。就算后来离开了这个岗位,为人民服务也是我终生奋斗的目标。

成为新中国首批人民警察

我出生于1935年,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母亲生下我一个多月就病逝了。8岁那年,父亲罹患肺炎,家里没有钱看病,也走了。留下我跟哥哥相依为命,日子过得很艰难。战火纷飞,老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是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还牵挂着我们,这家送点衣服,那家端点饭菜,把我们当作自家孩子,这份温暖让我铭记一生。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落后挨打、民不聊生,给幼时的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日军拿着刺刀捅向手无寸铁的妇孺,放火烧掉老百姓的房子……这些我都亲眼见过。虽然当时只有七八岁,但这些受人凌辱的记忆一直印刻在脑海中。我盼望着有一天能翻身做主人,一定要为老百姓做点好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终于当家作主了。1950年,我在七宝中学读初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满腔热血要想报效国家,就去报名参军。可是年龄太小,没选上。

当时上海百业待兴,公安战线急需补充新鲜血液,我又去报名考警察。进入公安学校培训了3个月,顺利通过考核,终于如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人民警察。15岁的我,心里真正有一种强烈的翻身感。

最开始分配在宝南派出所,所长发了一杆步枪给我,背在身上枪比人长,所长就换给我一杆马枪。为什么要发枪?由于当时刚解放不久,上海的社会治安比较复杂,特别在郊区,很多土匪、恶霸四处流窜欺压百姓,他们都有枪。我记得有次和土匪正面对峙,虽然他们手里有机枪,但我们就拿着步枪、马枪把他们打跑了。

对于这份工作,我一心想着奉献。我总是想着要拼命地工作才对得起党、对得起百姓,最艰难、最危险的地方,我一定要抢在别人之前。

把心交给老百姓得到信任

1951年年底,我来到闸北公安分局指江庙路派出所担任户籍警。我分管的是中兴路北面一片坟头山叫谈家湾,现在叫芷江路,那时都是芦席棚。谈家湾毗邻旧货市场,人员环境复杂,大多是从苏北迁来的农民,流动性大,问题也多。

谈家湾里的老百姓见了我这小个子警察,一点也不把我放在眼里。那时,公安机关正在进行“镇反”。虽然我每天都到辖区,也经常找居民委员会主任和干部们谈谈,但所收集的情况都是人知共晓的,等到我去访问居民时,人们往往又客气又冷淡地接待我,一问三不知。两个月奔波下来一条线索也没有。

见我有些气馁,当时派出所的吴副所长对我说:“这是因为他们还把你当旧警察看。你走的不是群众路线,而是‘干部路线’,你不关心群众,群众怎会把你当知心人呢?”这些话一下子点醒了我:你要先为老百姓做事,只有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才会支持你。

那条小弄堂,晴天满地灰土;一下雨,泥就几寸深,我决定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我借了板车,跑到邻区一家玻璃厂里商量要点煤渣,拉回来一车又一车的煤屑铺路。没有下水道,就挖明沟。我一人干了六七天,一些年轻人开始来帮忙,后来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进来。干了两个多月,道路铺好了,下水道也疏通了。大家见环境焕然一新,都竖起大拇指夸我这个警察是个好人,跟过去的旧警察不一样。

居民刚开始叫我“警察先生”,接下来是“马同志”,后来都亲切地叫我“小马”了。居民家里女儿要嫁人,要叫我去:“小马,你跟我去调查,这个女婿表现好不好?”居民家里生小孩,又问我:“小马,你给我小孩起个名字。”真正为老百姓做实事,把心交给老百姓,老百姓也越来越信任我。

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后,他们先后向我提供了400多条线索,帮助我捕获了80多名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我在打探消息时惊动了一个隐姓埋名藏在辖区里的反革命分子,被他跑了。为了帮我“将功补过”,7位年轻居民自发轮值,协助我通宵伏击了13个夜晚。终于第14个晚上天将破晓之际,抓住了前夜潜回家中、正准备从后门潜逃的反革命分子。经过调查,原来他身上背了整整12条人命。

当时弄堂里住着一个老太太,她的背上布满了烧伤的痕迹,青一块黑一块,看得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她说,丈夫被反动派活活烧死了,家破人亡,房子也给烧光了。“老百姓就靠政府,靠你们了。”她的话,让我感到了肩上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不能让一个坏分子跑掉,这是我的信念,也是老百姓对我们的期望。

因在“镇反”斗争中成绩突出,1955年国庆前夕,我赴北京参加“全国青年建设积极分子表彰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还跟主席握了手。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来自全国的代表。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向总理介绍我说:“这位是上海的青年积极分子。”周总理亲切地问:“什么警种?”我回答说:“户籍警,户口段有400多户,5000多人。”总理笑着说:“不容易啊,是个‘团级’干部嘛。”虽然是句玩笑话,但饱含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人民警察的殷切期盼,我感到责任更大、干劲更足了。

1956年4月,我又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模”。这份荣誉离不开老百姓的信任和帮助。对我来说,老百姓把生命、财产的安全交给我们,就是最高的荣誉。

电影是反映那个时代的警察群像

1959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当时的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今天我休息》。一开始我也不知道是拍我的。电影里那些事儿,比如说送钱包,送居民上医院,都是有的。跳到河里我是救人不是救猪,电影艺术加工改成救猪了。电影是真实的,但不是讲我一个人,实际是反映那个时代的警察群像。主人公为什么叫马天民呢,“天民”就是“天天为人民”的意思。

“文革”十年浩劫,我和老伴都被迫离开了公安队伍,我很遗憾。后来,我退休了,和几个老同事一起办了一家劳模公司。人家觉得是劳模办的,信誉度高,不会卖假货。生意虽然不火,但也不差,还能为帮助生活困难劳模的机构“劳模之家”尽些绵薄之力,给他们上门送点水果,发发月饼,发发油。平时劳模们搞活动,喝喝茶,买点点心,我觉得很开心。

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腾飞,科技快速发展。现代警务机制的建设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我们那时,每个派出所只有一辆自行车,有紧急情况我们只能双腿跑;要能“听音知人、见人知情”,把辖区里几百户居民的情况都装在脑子里。现在,民警都用上了智能通讯设备,只要输个名字所有信息一目了然;监控设备让坏人无所遁形。虽然时代变了,但我认为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不能变:对老百姓要真心,不能只做形式;对工作要真诚,不能弄虚作假;对自己要正直,不能表里不一。

早在1999年,我就和妻子一起办理了自愿遗体捐献,不浪费土地,不麻烦子女。有一点我跟电影里的马天民一样,闲不下来,只要有可能,就还想再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回报国家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