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治的景观，让社区更美好

■本报记者柳森整理

近年来，面对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节奏、愈发有限的可建设空间，如何在市民们身边营造自然美好的公共空间、温馨和谐的邻里关系，成为城市建设和社区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为此，各路专家学者、一线实践者、相关从业者，甚至是关注社区花园营建、关心社区治理的中学生，纷纷齐聚由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主办的首届“社区花园与社区设计国际研讨会”，分享各自的研究与实践。

大家的智慧激荡与思想成果精彩不断，在“如何营造更好的社区”这一主旨下，凝聚起来自社会各界的力量。

社区花园

也是“城市革命”的一部分

侯志仁（美国华盛顿大学景观学系教授）

最近十多年来，随着气候变迁、粮食生产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城市农耕和可食地景成为广受关注与推崇的潮流。

在加拿大温哥华，市政府方面曾提出一个要增加2010个园圃的目标。后来，人们利用很多城市剩余空间、街道空间，甚至是公园绿地，实现了上述目标。

在韩国首尔，政府从2012年开始制定了一系列城市农耕政策，希望在不久的未来能够超越伦敦，使首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全球城市农耕之都”。

即使在人口稠密的中国香港，也多次出现利用屋顶天台开展都市农耕的案例。

在社区园圃历史较长的北欧国家也出现了新型园圃，激活了城市里那些曾被荒废的空间。一些社区里，曾被荒废的铁道被当地市民重新利用起来做农耕。

我对社区花园的研究已有15年。最大的发现是，社区花园虽说在整个都市农耕的浪潮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准确来说，社区花园在城市里所能实现的功能，真的不只是种菜或生产粮食而已。它还有非常多社会、环境方面的立意。在我个人看来，社区花园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如果用“城市革命”四字来概括，一点都不为过。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社区花园最重要的一个面向就是为大家营造一个社区，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群网络，把社会上一些已经渐渐被孤立、绝缘的个体连接起来。

在我所居住的西雅图，整个社区花园的推动由市政府的邻里局来统筹。邻里局的主要工作就是社区营造，鼓励社区的连接和互动。从园圃的设计到施工，基本上鼓励居民主动来参与，甚至是推动整个流程。为了让居民自动、自发地来做这些事，政府在资金上也提供了很多配套。由于食物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一个很好的连接，而园圃主办的社区活动很多跟食物相关，由此形成的社会连接，不仅作用于参与种菜的居民，也体现了西雅图这座城市对社会多元族群的关怀。在很多社区花园，种出来的菜会被专门分给需要它们的困难人群。

社区花园第二个面向是重新架构城市与生态之间的连接。

在中国台北市，最早的社区屋顶花园位于一家社区活动中心的图书馆的楼上。在那里，居民不只是种菜，也进行各种跟生态和环境有关的试验——既传授如何简易、有效、无臭地堆肥的知识，也鼓励居民们利用厨余、咖啡渣等自主开发堆肥方法，还研究雨水的收集与净化，等等。

我曾采访过这些社区花园中的“农夫”。有趣的是，他们常常给我讲非常多自己种菜的心得和技法，可往往聊到最后，我才发现，原来这群人之前根本就没有种菜的经验。换言之，仅仅在参与种植了一两季之后，他们已然拥有了满腹的农耕与环境知识。可见，社区花园在创造城市新型生态与环境学的过程中，成了一方重要平台。而随之发生的一切，重建着城市人与生态之间的连接。

我们还发现，社区花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活化城市空间。

相对亚洲，美国的城市密度较低，却依然有很多可以利用的空间，包括路边的人行道。在西雅图，我们有电塔下的花园，有利用立体停车库的屋顶做社区花园，还有公路旁边的花园，都是一处处荒废的空地，变身为一处又一处城市新绿洲，让居民们即便行走在社区里的小路上，也有了在农场里徜徉般的感觉。

社区花园的另一个面向是它改变了公共空间的营造模式。

过往，城市公共空间多半由政府公共部门规划或主导，然后进行施工与建造。社区花园的营造方式很不一样。因为它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居民自己来耕种。

在西雅图，邻里局鼓励社区从头到尾自己来营造社区花园。在一处社区花园中，除了最基本的专业协助之外，从整地、施工到户外活动的设计，都由居民们自己完成。于是，居民们随手可得的建材、装饰物、自己创作的艺术品，都在社区花园中一件件地冒了出来，不仅新意迭出，且充满了创意与灵感。一些居民自发地记录下花园营造的整个过程。类似的做法基本上推翻了过去那种由专家主导的空间营造方式，充分展现出市民自身的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区花园是政府与民众通力合作下的成果，更指向了一个城市共治的新模式。

进入2.0阶段的社区规划如何破局

刘佳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社区规划的2.0阶段。

为什么说是2.0？按我的理解，它的背景，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后，随着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大规模的扩张进入新阶段，整个社会正从注重物质环境建设，向更多关注人文环境建设转变。了解社会需求、推动社会发展已然被放到了更优先的位置。在此背景下，一些新的社区规划理念频频出现，开启了社区规划2.0阶段的序幕。

进入社区规划2.0阶段以后，最大的变化是我们从过往以结果、效率为导向且自上而下的利益分配，转向更多关注一个空间生产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公平问题，更注重需求的挖掘、资源的连接，更关注空间再造与社会再造之间的相互影响。

尽管这两年，很多城市为社区规划出台了不少新的制度保障举措，但一线的探索者、实践者们依然遇到了不少一时想不明白的问题。借此机会，我先提出几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社区规划里面的“社区”到底指什么？社区规划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有何不同？是不是专指只落在社区层面的规划？

在我所生活、工作的北京，老旧小区停车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不少此类小区，政府投入资金做改造，加了停车栏杆、划停车位、引入停车管理公司，可依然会发生剐蹭、碰撞，触发居民的反感。在新形势下，一些开发商也谋求转型。比如，他们基于对“社区营造”的认同，为居民营造更多服务设施，加装各种活动设施，但因为种种原因，被居民投诉“扰民”的情况不时出现。

这些案例或许可以启发我们，进入社区规划2.0阶段，社区已然成为一个个微型的社会空间。而在这样的空间里，有居民共同参与谋划的景观和前面所说的那种被居民投诉的营造一定是不同的。在那些展开深度参与的社区，居民们投入了更多个人感情，对社区的认同度更高。

第二个问题，我们在社区工作中遇到的很多问题，说到底，是不是城市空间的各种问题？若如此，这些问题该不该都让社区来解决？

我们曾在北京一个老旧小区做改造。我们重建了协商制度，收集居民需求，挖掘出最需要改造的地方，在北京市率先实现三个试点项目——加装电梯、增设养老服务设施、增设机械式停车库。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在反思，做了这么多工作，政府也投入了很多钱，我们是否真正解决了这个社区里大家最关注的核心问题？解决停车问题，可否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尺度内腾挪空间？解决老年人上下楼不便问题，可否通过更优化的方式解决？

无论如何，社区规划2.0阶段，对很多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行了。社区规划不再是简单地搞活动、做设计，而需要像绣花针一样，跨越空间的角度来重新设计、整合。这就需要谋之长远、计之全局的规划。

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学生参与基层社区规划工作，跟我说压力很大，“我们既要学规划，又要学社会学。但是真的工作起来，发现自己没什么存在感。很多事情，居民都比我们懂。这么多年，我本、硕、博都读下来有什么用？”

通过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新的潮流下，社区规划对专家、专业工作者都提出了新要求。拥有更多基于实践的知识、乐于交流、既有自己内核又可以跟其他专业连接的“交互型专家”将愈发受到欢迎。

最后一个问题，作为专业工作者，如何保证我们的团队更好地扎根地方？

现在，北京开始在社区规划方面做一些新探索，把责任规划制度纳入审批程序。在此背后，一方面，技术力量下沉，另一方面，能够帮助社区反映、表达技术性反馈意见的团队更受欢迎。这一切意味着，与此相配套的培训、认定、经费、考评机制和退出机制，都需要更精心的设计与配套。为了社区更好的生活，我们首先需要为之孕育更好的土壤。一位景观设计师的社会学思考

孙虎（广州山水比德创始人）

进入后经济时代后，整个社会都在改变。不仅是传统的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受到挑战，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信息、知识、商品之间的关系，人和本地生活资源之间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作为一名一线设计师，我也在反思，当新的连接、新的场景建立起来，设计师该如何思考，我们可以连接什么？慢慢地，我们意识到，改变生活的方式，就是改变社会，而如果不能改变空间，生活方式的改变便少了依托。

不难看出，如今整个景观设计界都在进步——材料、技术、审美都在进步，越来越多艺术元素或构想被融入生活。这时，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当一些充满视觉冲击力的设计激发起人们的消费冲动，不少所谓示范项目却“人气”不足。

这提醒我们，应该回归设计的初心——景观的本质不只在视觉，更在于缝合。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可以连接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磁场。我们应该使我们设计的社区有烟火味、有生活的气息。一个充满温情的社区，一个充满温情的社会环境，才是设计师的终极责任。好在，如今不仅是设计师，开发商也慢慢意识到上述问题，大家都在积极寻求变化。

以山水比德为例，我们设计过一个下沉空间。这个空间大概有6米的高差。以往，我们一般就做一面墙，然后写一幅字或是画一幅画放到上面。这一次，我们用五个高低不同的盒子，让路人有了仿佛置身在山林中的感觉。这五个盒子还承载起不同的功能，分别是图书馆、儿童娱乐室、茶室、登高望远点等。我们希望这处景观不仅仅被看到，还能成为这个社区的共享活动中心。

又如，我们开始在景观设计中融入教育功能。我们曾做过一个生态启蒙项目。它的外观非常现代，里面设计了一些生态设施。为了让民众有更多机会了解生态知识，我们做了一个共享廊架。在这个廊架中，有咖啡馆，有书院，有可供人们静思的空间，有人们触手可及的科普项目。这一切，让这个项目本身拥有了更丰富的功能。

最近，为了帮助一个社区花园植入更多功能，我们的景观设计师提出一个构想：在中央绿地里做一部分下沉，跟车库相连接。在这个下沉空间里，我们做了这个社区里第一个图书馆，设计了一些健身设施，还设计了农耕区，让这个空间成为整个社区花园的中心。

真心希望，我们能通过向大家学习各种社区共治共建的好模式，把我们的景观营造成为一个个可以连接各种关系的磁场，让各种文化、精神财富不断地传承下去。

那个因我们而发生改变的社区花园

吴伊轩（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高一学生）

大家好，我们是SOCIALers小队，一共7位同学，在同济大学景观学系刘悦来老师的指导下做了一个创新课题项目。这个项目发生在玉兰苑。

玉兰苑就在我们学校对面。我每天上下学都会路过。但在那条街上，这样的小区太多了，为什么会选择它？契机是这样发生的——

有一天，当我跟同学穿过玉兰苑时，发现小区里有一些泥泞的土地，还有一些公共设施都比较破败了。这一切，看上去和整个小区居民的气质非常不同。这让我们想要进一步去探究个明白。

为此，我们首先研究了玉兰苑的历史沿革与居民构成。这让我们了解到，原来，这个小区中的居民虽因各种因缘际会聚到一起，却各自有着相当不同的生活方式。其中最大的一个矛盾出现在了“种菜”这件事上。

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原来，小区部分居民是来自农村的农民。他们来到城市里居住以后，希望可以保留自己的生活习惯。他们并非爱种蔬菜瓜果，而是在看到荒废的绿地以后，很自然地就会想到“为什么不能种菜呢”。于是，他们把这里变成了自己种菜的地方，还为此搭了一个小棚子。可这个过程遇到了城市居民的反对。他们认为，物业公司种的绿化带更好，更美观、整洁，还不会有异味。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展开了进一步的调研。调研期间，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刻。我本以为，对于我们这些高中生提出的问询，年长者还是比较欢迎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来到一位老爷爷的家门口，他是种菜居民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位，敲了一次门后无人回应，屋子里却明明传来收看电视节目的声音。我敲了第二次，并介绍自己的身份和来访的目的，过了挺久，老爷爷终于开了门。他跟我们说，不接受采访，没有时间，再见再见。大家现在听我这么介绍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他当时表现出的态度比我现在陈述的要激烈多了。

后来，我和队员们发现，刘悦来老师所引领的社区花园模式值得我们借鉴，便对这个模式展开了深入的走访和学习，从而确定了以“菜园改造”为切入口来缓解玉兰苑小区居民冷漠的项目目标。

在居委会的帮助下，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活动，让有着不同想法的居民聚到一起。我们凑齐了200多位态度不一的居民。通过与他们交流、探讨，我们收集了500多条意见，包括他们反映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尽管在前来参加讨论之前，他们有的热情、有的冷漠、有的激动、有的还有点粗鲁，但他们在圆桌上的态度都非常好，不再动怒，不再有很重的怨气，非常愿意倾听、交谈、协商。

进入解决方案寻找阶段后，一方面，在刘悦来老师的建议和支持下，我们前往玉兰苑种菜区域进行了实际测量，按照分布情况绘制了地形图，并按照社区花园的理念，搭建起了一个方便社区居民参与讨论的交流平台。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实地探访、数据分析等手段，总结出了“社区治理36计”，借用中国古代智慧的构想，归纳出我们的“36计”，还为此配了插图。在后期的研究中，复旦大学多位老师解答了我们很多疑问，启发我们通过基层党支部建设、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共治等方式多管齐下，帮助我们更加明确了后期的研究方向。

最终，我们的解决方案围绕“美感”和“活动”两大主题展开。为了提升居民对社区建设的参与度，我们将计划中进行改造的花园划分为景观区、休息区、草本植物区、木本植物区。通过一张植物地图、一张空间活动地图以及对相关景观展开的布局和设计，我们得到了玉兰苑居委会的批准和绝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与肯定。这份计划在今年3月得到了全面实施。我们非常高兴，自己能够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在蓝天白云下，迎来了属于玉兰苑的春天。

作为中学生，我们第一次介入社区生活，收获满满。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把这个项目做下去。相信在我们与社区居民、社区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玉兰苑会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本文根据现场实录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