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汇
2016-06-18 05:31
【编者按】7月1日，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重大日子。从“打铁还要自身硬”的掷地有声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庄严宣告，从“八项规定”新风拂面到“四风”涤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彰显了中共中央从严治党的决心。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离不开党的建设的理论研究。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认为，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问题日益显露的今天，要保证改革的成功，保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得以实现，必须抓住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基础理论问题推进深入研究。以下是他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主题论坛上的演讲。
党的十八大明确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为党建整体布局的目标和要求。这些年来，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已经显示了这一命题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党建加大推进力度，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扑面而来，无法回避。问题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就本质而言，依然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把握社会发展规律、执政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当前，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深水区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各种问题相互扭结、彼此交错，而且只要这个问题足够重要，都往往与党的建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改革深水区遇到的问题呈现出整体性、系统性、贯通性等新特征，这使得从规律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不但显得特别重要，而且格外迫切。
然而，在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似乎尚有不足。一些领导干部往往囿于传统经验，仍然在为用传统的理念、思维方式和方法难以解决现实中党的建设遇到的难题而困惑。一些理论工作者则往往满足于给党的方方面面建设戴上“科学化”的帽子，甚至满足于用“科学化”来阐释现实，反倒淡化了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主攻方向。
这种状况说明，需要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对党的建设科学化进行再认识。今天要讲的观点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今天，必须牢牢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它是我们理解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所展现的错综复杂关系、推动改革真正向纵深发展的钥匙。
慎用“党政分开”这个概念，不等于党政可以不分
这些年，党的建设的加强有目共睹。对取得的成效，每个人都有实实在在的感受。那么，在充分肯定来之不易成就的前提下，如何评估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状况？是仍然有不少问题，还是已经基本没有问题？是仍需要进行改革和完善，还是已经很完善、不需要再提改革创新了？是应该继续探索与时代相适应的治党模式，还是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足可以推广的制度和体制，乃至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探索，而是总结、提炼呢？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对现状的准确研判，更关系到党和国家今后的走向，不得不思。
如今，党的建设成就斐然，但与此同时，在很多领域取得的成绩仍然是初步的。一些表面性的问题解决了，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被遏制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却还在形成过程中。实践中的党建比过去抓得扎实有效了，与时代条件相适应的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科学制度、科学方法则尚在探索中。一句话，现实和“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因此，大力推进改革，包括党自身的改革和党的领导的改善，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仍然是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坚持的方向。
以党政关系为例。毫无疑问，执政党就是掌握了公权力的党。执政党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党和公权力的关系问题。获得政权后，在没有别的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我们党仿照前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套过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出现了不少弊端。对这些问题，邓小平是看到了的。他深刻总结教训，作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党政分开”的重要论断。当然，严格说来，“分开”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用起来很形象，但内涵有很大的模糊性。党的文件中强调的是职能分开，但实践中出现的往往是职务分设。其结果是党政之间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并没有解决该解决的问题。所以，到后来我们越来越少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慎用“党政分开”这个概念，不等于党政可以不分。遗憾的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没有能够在邓小平思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沧桑巨变，一方面得益于市场经济的推动，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当然，和现实需要相比，这方面的改革仍然不够。但是，有些研究者不能正确地解读两者的关系，看不到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们也在慢慢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党的领导体制，看不到还存在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根子在政治体制仍然不相适应。甚至还有人把党政不分总结为我们体制的优点和成功的原因，进而从中得出我们的政治体制不需要改革的结论。这是一种根本方向的误识。
我们说改得不够，主要是指党政关系仍然存在混沌不清的状况。这种混沌不清，也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新的困扰。
比如，政府部门发生的问题再小，人们也很少会认为和党无关。我们自己也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把这些问题和党组织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又比如，依法治国是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我们也强调执法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相对独立地司法执法。但是，相当数量的党组织把这种领导理解为司法执法中的决定权，以为党的领导就体现在党委和党的书记说了算，以为这才叫“守土有责”。这就免不了要在“维护领导”的名义下去干预各类具体案子。要知道，在人们利益诉求多元化、复杂化的情况下，大量诉诸法律的纷争并无好与坏、正确与错误之分。把这些事情的决定权揽到党组织手里，不是在加强领导，而是把司法中的种种问题揽到了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了社会矛盾的中心。
再比如，在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的领导，这是应当坚持的原则。这些年来，鉴于企业党建弱化的状况，我们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格外关注和强调。结果，很快就出现了新的情况：一些地方把这种领导理解成党组织（党组、党委）直接作出和经营有关的决策。带来的问题是，一旦决策失误，导致企业经营不善，国有资产流失，谁来负责？由党组织负责，法理上不顺；由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负责，又显然不公平。这个疙瘩，我们仍旧没有解开。
应当承认，我们在执政理念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一说领导，就是事无巨细包揽一切，什么都想管，什么都想说了算。我们不能光看到用权时的那种“爽”，看不到要为用权的结果买单，看不到党政关系理不清往往使党和政府的行为捆绑在一起、混淆在一起，难有回旋余地，最后损害的都是党的权威和公信力。而损害到党的公信力，这是很糟糕的。
不能身子是执政党，思维还停留在革命党；也不能把党的工作和公权力运行搅和在一起
人们承认一门科学，是因为它能发现规律，反映人们对规律性的认识。而所谓规律，就是大家都必须遵守、谁也摆脱不了的法则。对事物的规律认识越深刻，科学化水平越高、科学性越强。
和一般政党相比，我们党确实有着很不相同的特殊性。从起源讲，政党发明于西方，是在代议制民主框架下通过争取足够民众认同来掌权的政治组织。我们党则是在政党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状况下，利用它具有的组织民众的功能，把被压迫阶级动员起来，发动革命，推翻统治阶级，再领导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 。从这个角度讲，革命党和执政党的确是不一样的。革命党主要思考如何动员民众、获得推翻旧政权所需要的足够力量的问题。而一个处于执政状态、或者是打算执政的政党，需要思考和解决的是如何把民众和国家权力连接起来的问题，在两者之间起沟通、协调、平衡的作用。
革命党再特殊，本质上终归还是政党。政党就必然有共同的规律需要遵循。取得政权只是政党目标的第一步。政党的共性是要掌握政权。一旦掌握政权，如我们所说，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政党就从它武装夺取政权的特殊性回到把国家和民众连接起来的一般性，成为体制内的关键因素，担负起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职责。说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就是这个意思。不管是强调政党对整个国家起领导作用，还是在别的国家根本没有领导作用这一说，在现代政治中，政党都架在国家和社会之间，首先起连接、沟通作用。这是认识政党现象、把握政党活动规律的一个基本框架。
透过这个框架，可以看到我们党执政以来党的建设的一个深层次问题所在：长期从事武装斗争的经历，既给执政条件下的党的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养料，使我们有一个比较高的组织起点；同时，使党的建设产生了强烈的“革命”路径依赖。
在这种情况下，当不得不同时面对国家和社会时，我们常常往往难以给自己一个正确的定位。实际情况往往是，要么身子已成了执政党，思维还停留在革命党，把公权力放到对立面上去；要么一屁股坐在国家权力一边，把党的工作和公权力运行搅和在一起，党政不分，乃至不少党组织都养成了离开行政权力就不会领导的习惯。
如果说，经历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前一种状况已经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那么，后一种状况则改进不明显，变化有限。大量例子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这在基层党建方面就非常典型。一方面，“支部建在连上”历来是我们基层党建的逻辑起点，也是我们制度的一个巨大优势。我们必须保持和发挥这一优势。另一方面，在基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基层自治制度也发展起来。基层党建的重要职责，就是保证党对基层社会的领导，因为“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是要领导老百姓发展自治制度，更好地保证老百姓当家做主，还是主要保证国家对基层的有效控制？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把这二者统一起来。但很显然，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看来，基层党组织理所当然地体现为国家权力在基层的延伸。于是，基层党组织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行政功能，变成了国家权力的工具和政府的一条腿。虽然这样一来，政府的行政指令能够在基层得到贯彻、落实，但同时，也使得基层党组织很难实际地领导基层自治的发展。这种状况，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显然是不相适应的。基层党组织转变功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改变理念，从加强社会建设、提高社会组织化水平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这一点，我们仍然做得不够好。
别的党不搞民主政治可能算是一种活法，共产党若不搞民主政治，则是死路一条
党的建设科学化，意味着在党建研究中要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才能使我们对认识对象的边界和“度”有一个正确的把握。这里面，首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要求我们历史地、辩证地、动态地、系统地看问题，不能脱离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
举民主为例。什么决定着该不该搞民主？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决定政治。民主自然也是由经济决定的。撇开古代不说，现代民主政治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承认人的利益诉求，鼓励人们追求正当利益，靠刺激人们对利益的追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有了利益，人们就要维护利益，就要自己的事情自己说了算，就要做主。这种做主，虽然还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当家做主，但和政治民主之间不存在障碍，是一种无缝对接。
人们往往会听到一种似乎有理的说法：中国人口中农民占多数、文化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但其实，这个观点是立不住脚的。如果真的是文化素质决定着该不该搞民主，那么，抗战时期的延安民主就是一场笑话。那里的老百姓有多少文化？90%以上的文盲。但是，延安的民主不是一场笑话，而是一个创举，令特别挑剔的西方记者都刮目相看的创举。也正因为有延安民主的成功经验，在回答黄炎培先生的“历史周期律”时，毛泽东才会自信满满地说，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因为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就是民主。所以，不是文化素质决定着该不该搞民主，而是利益决定民主。有利益就有民主，利益到哪里，民主就扩大到哪里。反过来，没有利益，民主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我们曾经实行了前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本质上以否认个人利益为前提，认为让个人追求利益，会导致利益分化，进而导致阶级分化。为了避免这种后果，便设计出了把人们大大小小的所需所求无一遗漏地包揽起来的计划经济作为替代。计划经济不允许利益驱动，“做主”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当然，这不是说民主跟文化素质没关系，而是说，文化素质不决定应不应该搞民主。那么，它决定什么？它只决定民主水平的高低。国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低，民主很可能是低质的；文化素质高，民主的质量才可能有提高的空间。但即便是这一点，也不能绝对化。文化素质低同样可以搞出像样的民主，而整体文化素质高的国家，有时民主也会出现乱象。弄清了这个道理，我们党和民主是什么关系，我们党应该对民主采取什么态度，也就一目了然了。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搞不搞民主的选择。一切立在这个命题上做文章的观点，都是一种误导。我们唯一要关心的事情，是如何提高民主的水平。这才是在对待民主问题上应当把握的边界，才能帮助真正理解我们党在其中应当担负的使命和责任。
我们要坚持的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党领导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但是大势所趋，而且是保持和增强执政合法性的必由之路。虽然从一般规律讲，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但并非所有的政党都主张民主政治，也有个别公开反对民主政治的政党。不过，别的党不搞民主政治可能算是一种活法，共产党若不搞民主政治，则是死路一条。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我们党从一建立开始，打出的旗帜就是民主和科学。科学的意思是明确的：落后就要挨打，发展需要科学推动。民主则是党对老百姓的承诺。正是我们承诺要把普罗大众从被压迫被剥削的状态下解救出来，翻身得解放，自己当家做主人，老百姓才会倾其所有，支持我们党打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我们不搞民主，即便我们对发展民主表现出一点点迟疑，都会大大地损害党的权威和公信力，削弱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政治自觉。
毫无疑问，民主不是万能的。民主不能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我们也不是因为民主能解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才需要发展民主。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总之，在改革进入深水区、深层次问题日益显露的今天，要保证改革的成功，保证“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得以实现，必须抓住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个基础理论问题推进深入研究。
【思想者小传】王长江，1956年出生，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党比较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发表有《世界政党比较研究》、《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政党论》等多部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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