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建筑物风格来划分，现在的湛江遂溪县官湖村应该是颇具魔幻色彩的“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由老旧的瓦房、土坯砖房构成的“当下”；另一个世界是从村里走出去的企业家陈生捐献2亿多元为村民用一幢幢精致别墅缔造的“未来”。　

从“当下”走到“未来”的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但是企业家和村民们却因此引发了一场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农村扶贫大讨论。　　

陈生在官湖村创造了很多不可复制的人生传奇：他是村里唯一考上北京大学的孩子，也是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在这个曾经的省级贫困村唯一一位连续扶贫的民营企业家。他在村里修路、建学校，为青壮年回村养猪、种荔枝创造条件，村民大多用“乡贤”二字来敬他。　　

2012年陈生为改善官湖村乡亲的居住环境，拟为村民免费提供258套别墅。时隔5年，当第一期工程在去年年底即将完工之际，一场分配风波发生了：一方面，村民对于放弃自家祖宅来置换整齐划一的别墅，心思各异；另一方面，第一期别墅因数量有限，不能满足所有村民居住需求，从而产生分配公平问题。　　

在这个曾经一派和乐的村庄，好像所有人都被裹挟进一个始料未及的漩涡。众声喧哗过后，个人扶贫与乡土逻辑的复杂关系渐渐浮出水面。

官湖村不少村民至今仍在这样的老宅中居住。

“景点”

3月末的湛江乡下，已经有了几分暑气。距离湛江市区约20公里的官湖村老村主村道上，不断有小汽车扬长而过，车里不时有人探头张望：“别墅区在哪里？”　

坐在小卖部台阶上抽着水烟的老大爷慵懒地指着前方，用粤西方言回了句：“那里喽。”　　

官湖村不大，约有1500位村民，因为同属一个宗族，绝大多数人都姓“陈”。村里白天很少看到年轻人的身影，少部分在外打工，大部分都在陈生为村里修建的猪场上班。　　

村里的祠堂、庙宇连片布局，布告栏上村长动员全村老少一起在清明前祭祀的通知，显示了这个500年历史古村落中人际往来的密切。　

穿过一片低矮的老村砖房，视野豁然开阔——69幢3层的连排别墅鳞次栉比，外部可见浅黄色的墙砖、红色的瓦、精细的纹饰，内部包括贴瓷砖、安装卫浴设备的简装修都已完成，别墅之间有中心湖和宽阔的绿地、篮球场、羽毛球场、小桥溪水……这就是陈生为村民建设的别墅，第一期可容纳138户家庭入住。　

施工现场负责人戴李生介绍：已建成别墅分为两种户型，按照2012年的设想，260平方米算是小户型，分给6口人以下的家庭；290平方米的较大户型，分配给6人以上的大家庭。别墅虽按照城市常见款式设计，但在楼上卫生间里，特地按照当地老人的习惯建了蹲坑。村里人爱看地方戏，别墅区还预留了空地，做成露天环形舞台。　

30岁出头的官湖村人陈友邦这几天给人指路时却总是有气无力，他说：“你们都是来看房子漂亮的。我看了5年，真的看烦了。”正值中午，他在自己造价2万元住了2年多的活动板房里切菜。　　

2015年夏天一场强台风，掀起了陈友邦家上世纪80年代末所建老宅的房顶。他一家四口从父母的老宅子里搬出，在旁边盖了活动板房。陈友邦的父母和4个兄弟姊妹，还是勉强在老房子里支撑。

“谁不想早点住别墅？现在房子坏了不能重盖，也舍不得重盖。”陈友邦的话，道出村里这几年没有起新房的原因——自2012年底陈生倡议并开始动工建别墅，原本腰包渐鼓的村民也就打消了重建新房的念头。　

自然，也有小部分想建而不得的。村长陈春强解释，别墅在建造之初利用的是村集体一块填海而得的空地，经过了当地住建部门的批准，但村内宅基地总面积是有上限规定的。这意味着，自别墅投入使用那刻，村民们的老宅就将面临拆迁，以满足二期别墅建设用地的必要。为了避免村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和日后矛盾，村民在老宅上加盖和重建房屋的申请近几年几乎都未能通过。

这些还未搬入的别墅，早已规划进入官湖村人的未来生活版图。

老村屋愈是颓败，村里人对于早日入住别墅的渴望也就愈旺盛。但漫长的工期达5年。这和陈生对工程质量近乎完美的要求有关：靠近水源的两幢别墅有些渗水，被全部敲掉重来；作为装饰物的墙上朱红色雕花，也因质量不过硬而返工。

2016年夏天，许守荣由镇里派到官湖村担任村支书，当时他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别墅里的高压线安装之争——按照农村习惯，高压线一般都设在地面，但力求完美的陈生没有同意，他宁愿花更多人力、物力把高压线埋到地下。　

变数却在5年间发生了——2013年的统计户数是190多户，经历了分家、后代生育等变化，按照最初的分发方案已经不能满足一部分人住房需求。　

最让村民焦灼的是，入住新别墅的前提是放弃老宅。大多数老宅虽然破旧，但均是按照家中人口而定的房型。村民们陷入了“二选一”的两难抉择。不少村民希望村里拿出别墅分配方案后，再商讨拆迁事宜。　　

“如果非要选一个，我只能是要老宅子。我一辈子的卖菜心血，就换了一家十几口人的容身之地。”79岁的陈奇山已经决定。　　

对于这一困局，陈生其实早有心理预期。他规划的两期别墅，超出实际户数；为了方便已迁出本村的同宗族人士以及户口不在村里的官湖村后代回村，他在第二期别墅中还规划了2幢9层的高层公寓房。

但现实更为错综复杂：家有两个儿子的村民，想多分得一套别墅；在外工作且户口不在本村的，也想分别墅；早已迁出本村的同宗族人，给陈生写来了“我们是官湖人”的联名信……　

“当时统计的户主一定要落实，新增的住房需求我们也要去调整。”3月30日中午，陈春强在猪场喂饲料忙了一上午，下午又和其他村干部进村协调。目前，遂城镇政府和遂溪县政府均已介入协调工作。

“一个月内，最晚两个月，我们就会制定完分配方案，把房子分下去。”许守荣说，村里已把初步的分配设想发给了正在国外出差的“老板”陈生。

“老板”

在官湖村村民眼里，“老板”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人——指且仅指56岁的本村人陈生。　　

“我们村里只认这一个老板，但如果不当着你们外人的面，我还是叫他‘生哥’。”陈春强说。　　

陈生在官湖村建起的规模化土猪养殖基地。

他也是陈生这些年在村里扶贫的获益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在陈生的饮料厂担任销售员；2013年前后他承包了陈生在官湖村投建的集中化管理猪场里的700头猪，增收不少。前几年他买了一辆20多万元的小车。　　　

陈生在北大毕业后，放弃了公务员职位而走上养猪致富发家路。“回报乡情”是他在官湖村扶贫时公开提及的心理动因：上世纪80年代陈生考上北大，就连从湛江到北京上学的20多元路费都是乡亲们帮忙凑齐的。　

“金猪祭祖香四溢，天地壹号助消腻”，这幅褪色的横幅挂在村委会前的围墙上，默默诠释了陈生和这片生养他的土地的关系。　　

陈生先后创办了天地壹号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壹号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他卖的土猪肉价格并不便宜。大部分村里人虽然养猪，但自己吃的机会也不多。逢年过节时，村委或陈生会统一分发一两斤土猪肉给大家尝鲜。至于名为“天地壹号”的苹果醋饮料，在村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小卖部都成箱销售。“在我们村买苹果醋饮料就有优惠喽，买三送一……”陈友邦说。　　

在镇上教育部门工作的村里老人陈光武记得，“老板是从来不喜欢给我们画大饼的人，他回报乡里的方式就是把事情一桩桩做起来”。

陈生的乡村复兴计划，已经拓展到教育领域。他在十几年前开始捐建村里的小学和幼儿园，并以每个月多给老师1000元私人补助的形式为村里留下老师。

而养猪，是陈生“造血式扶贫”的第一步。2012年他在村里租赁荒地，投资3亿元左右成立规模化养殖基地。为了降低村民养猪的投入风险，他在村里成立育肥公司。公司出面为养殖户提供猪栏、猪苗、饲料、兽医等，并提供全套的养殖培训和饲养方法。等到土猪在8个月后出栏时，陈生就以较为稳定的价格向农户收购。　　

一年后，陈生考虑到养猪不能普惠到那些没有养猪的农户，他又以10倍的价格承包了一片外租给别村种桉树多年的林地，改建荔枝园。没有养猪的农户每家都可获得5亩地。今年是荔枝树结果的第一年。　　

在大多数生意场上的人看来，这位从农村长起来的湛江老板，素来的商业习惯都是稳扎稳打，与风险绝缘。不过，陈生对官湖村扶贫项目的投建，出手总是果断迅速。　　

就以荔枝园为例，陈生分配给农户种植的土地是免费的，待到种植第3年果树成熟后，农民也只需向村委缴纳200多元一亩地的资金。　　

从2012年起，几十位年轻人从城里返村。根据遂溪县政府提供的资料，官湖村在2014年已摘掉贫困村的帽子。　

刚刚过去的农历正月二十前后，是官湖村的年例，这是当地祭祀祖先的盛大仪式。重头项目是请当地戏剧团来村里演出十多天，虽然是以村委会名义请的剧团，但每晚的戏其实是由村民个人出资的，一场3000多元。“送戏”持续天数越长，就证明上一年村民收入越丰盛。　　

今年“送戏”场次是往年的两倍。在村里“送戏”的公示表中，“陈生老板”的名字出现5次，养猪户也作为一个新群体频繁出现——一个村庄就这样不知不觉间被一个人改变。

“公平”

这些天，村里人最敏感的词语就是“刁民”。这是当地一位电视台主持人在讲述别墅窗户被破坏时用粤语脱口而出的。

一些媒体报道中，将别墅在新年前后数十扇玻璃窗被恶意砸坏，与村民对别墅分配的不满情绪相联系。可大多村民认为这是淘气的孩子或是有精神障碍的残疾人所致，非一般村民所为。　　

面对络绎不绝前来打听别墅一事的人，村民们多少有些不安。“你真的不是老板派来了解情况的？”一些村民询问记者。　　

陈生的别墅，本就是赠予村民居住的善举，但放置于现实情境之中，不少村民还是对赠予的“公平性”产生了渴望。无人能简单说清这种“公平”是否有其合理性。　　

50多岁的陈大明家中四代同堂，共有十几口人，10年前修建的2层砖房至今尚未贴瓷砖，一家人就等着一鼓作气住别墅。在别墅动工后，他曾经激动地和另两位村民去别墅守夜挣外快。　　

“如果一定要让我放弃别墅，那就把别墅那儿属于我的空地给我。”对土地权益并无确切认知的陈大明，把建起别墅的村集体用地视作一块必须实现“公平”的土地。　　

他心里对于“公平”的渴望，其实从陈生回村兴办产业时就萌芽了。　　

陈大明一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他前几年分得的5亩荔枝树。他也曾申请养猪，但由于年龄偏大、缺乏养猪经验而未果。　　

“养猪的哪里会告诉种果树的自己挣了多少钱？”陈大明至今耿耿于怀——毕竟种荔枝树前3年都在树苗的培育期，没什么经济效益，但养猪每8个月就能有一批出栏售卖。　　

“那些养猪的越来越有钱，一年少说能挣上十几万元。他们看到饭店就进去吃，看到歌厅就进去唱歌，我就在一旁做缩头乌龟。”陈大明慨叹。　　

“有人和老板或者村干部关系近，难免就能多养一些猪。”也有村民如此揣测。

尽管，村里此前已经公布养猪承包户的挑选办法——能够较快理解规范化养殖培训内容的年轻人优先，有养猪经验的优先。　

陈生对此表示：“无论什么样的安排，都会有人有意见。为什么有人可以养猪而有人不可以？因为能力不一样。但我如果给没能力的养，我就可能破产。”他觉得自己在官湖村是“先富带后富的践行者”。

然而，即使是种树者眼里的养猪“既得利益者”，也慢慢觉得规模化生猪养殖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各家养猪规模并不一致，每年养猪收入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各异；又如，陈友邦兄弟两家开始养猪后，自家的猪圈就空置了，多少有点可惜。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自主权。比如现在猪苗是统一配送的，但那些养不大的猪还是要让我们自己承担经济损失；再比如我们猪都是拉到广州去称重的，我们不能眼见为实，多少不放心。”陈友邦说。　

“我们和老板再近也走不到一起，这不是他的错，也不是我们的错。”陈友邦总结。

正名

就在别墅一事被推上风口浪尖时，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网上发了一条仿佛也有“切肤之痛”的评论：“初衷非常好！不过农村非常复杂……明明大好事也会引发无数矛盾甚至指责……”　　

但陈生对乡亲们的态度终究还是柔和的——他向媒体统一答复：“二三十年前还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老一辈人，他们之前必须尽一切办法才能保证家人的生存，尽管现在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对饥饿的恐惧还在……”　　

对于网上流传的陈生因为压力而近两年都未回老家过年的事，他没有过多提及。一位看着陈生长大的八旬老者笑称：“村里有婚嫁庆典，陈生偶尔还是会来。他穿得普普通通，埋在人堆里就认不出了。”　　

在这场还在进行的别墅风波中，当事人双方，谁也不愿就此立起屏障。　

中国农业大学发展管理系教授左停告诉记者：这种条件和面积的农村住宅，其实远超出我国精准扶贫的人均住宅标准。　

左停同时提出，虽然陈生捐赠修建别墅是个人行为，但他在村集体的土地上盖房，“以谁的名义建以及新修别墅的产权性质归属”依旧是不能因为个人善举而产生混淆的问题。　　

“房子一经建成，这位乡贤就不具有房子的分配决定权。村集体的合议规划及当地政府的介入干预，将是解决村民分房问题的必要途径。”左停建议，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回乡投资时，最好采取资产转移性的捐赠方式，例如成立公益基金，由第三方机构来理性评估村民需求，而非企业家本人全程直接参与。　　　　　　

而在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看来，乡贤出资改变家乡的举动，毋庸置疑是当下社会所提倡的。但很多时候是否存在过度用城市文明的观念来理解农民需求，的确值得商榷。　　

“乡村建设的要义之一，就是让农民在中国村庄原有肌理的基础上享受现代乡村文明。”朱启臻举例说，如果给予村民每人哪怕是10万元的房屋建造资金，供其在老宅土地上重修，那很多农民的接受度会不会反倒更高一些？　　

“无论如何，还是要多听听农民自己的声音，这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朱启臻说。　　

这几天，79岁的陈奇山总是被记者敲开家门询问别墅一事。老伴劝他少招惹是非，以免影响自家别墅分配。但他竭力想要向所有人说明：“不忘恩情的陈生老板没有错，村民们也没有错。”　

陈奇山说不好普通话，他干脆找来一张小纸条，写上几行字，指给来者看——“处境方为真，若听传闻语，枉做世间人。”老人在纸条上落款“官湖村”。

几乎所有人都在关心，陈生对家乡的扶贫是否还会继续。他的答复爽快异常——

“二期照建，骂我也建，我没那么小气……有预期，就不会伤心，就不会心寒。总体上，我对未来，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风气，都是乐观主义者。”

（文中村民除村干部外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