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一直在接收轰炸式的消息推送——“白银连环杀人案3月30日宣判”。
“明天才宣判吗?不是早就判了么?”白银出租车司机韩师傅扯着嗓子说。原来,他在心里早已经把“那个姓高的”毫无悬念地审判了。
根据甘肃省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26日发布的公告,曾经广受关注的“白银案”(即被告人高承勇抢劫、故意杀人、强奸、侮辱尸体一案)将于30日上午10时,在该院一楼大审判法庭公开宣判。1988年至2002年间,高承勇共致11名女性死亡,部分受害人曾遭受性侵害。距离首次作案28年后,2016年8月26日,52岁的犯罪嫌疑人高承勇在白银市工业学校小卖部被警方抓获。
而当地人的遗忘,并非个例。当我联系白银一位跑时政新闻的同行时,他只简单说了句:“要不说就要宣判了,我真的记不得这件事情了。”说完他匆匆去准备次日到兰州采访的会议。
韩师傅家在白银市区近郊,他一直在城里跑出租。这20多年里,2016年8月的那个晚上,载着我这位外地来的记者去各处寻找嫌疑人以前去过的地方,是他距离“那个姓高的”最近的一次。
在杀人事件平息的十几年间,大部分白银人像是约好一般,很少聊起。
白银的夜晚,相比大部分北方小城,更加没有人气。没有成熟的购物中心,要散步的市民也大多四散在城市的大马路上。唯一集中的体育锻炼地点是市区里的露天老体育场,因为有宽敞的跑道。
“除了我们这些人,哪个年轻人愿意留在这里?这里什么也没有。”韩师傅用理所当然的口气讲述着这个小城的新生代对这里一座座矿山、一家家曾经辉煌的国营工厂的背离。
2016年8月,白银案告破,第一次听说中国版图上“白银”这个地名的我被派往采访。全国的媒体蜂拥而至,占领了城里平时冷清的宾馆。
那几天,白银气温骤降,冰冷的风扑进这个季节的单衣里。我把随身所有的行头往身上加,依旧觉得毫无遮挡。青灰色的天在宽阔空荡的城市街道的呼应下,好像是距离地面更加遥远了。
当时韩师傅告诉我,在这个季节,这几天在白银的确是冷得出奇。
当晚,一位同来采访的同行联系我说要搬来同一家宾馆的同一楼层。她比我早来白银一天,在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走多了,心生一种难以排解的恐惧。
这种恐惧其实是区分当地人和外来者的最好方式——晚上9点多,宾馆楼下的小超市里,一对母女在守店,两个人笑得咯吱咯吱的。当时我问起这几天得知案子告破的心情,30岁出头的母亲羞涩地笑笑,说自己也没啥记忆,现在白银城里挺安全。
我们住进了市区红星街上的白银饭店。这个从建国初期就建起来的老牌国营四星级饭店,在很长时间里是这个地级市最好的招待场所,几经翻修还分出了主楼和副楼两个价位,却不过200元一晚的收费。涨幅滞缓,仿佛与外面世界脱节,这样的酒店价格也是这座城的特色之一。
当天晚上,我去了白银市工业学校,高承勇在自家开的学校小卖部被当地警方带走。这个在市区边缘的学校那段时间正在修路,我们七拐八拐来到大门口后却发现学校保安已设置起非常时期的门禁。
韩师傅像是一下子来了兴致,说起自己在出租车司机群里听到下午有位记者翻墙进学校,问我敢不敢,他帮我打掩护。
韩师傅一时兴起,还讲起了自己的道听途说,都是关于“那个姓高的”妻子的八卦。我才发现,白银虽小,却不再是那个熟人社会的形态。而且,散布在城里的那些受害者家庭,多舛的往事却并未流传。
我最终选择在当天的晚自习结束时,趁人多混入学校。几乎所有学生,都见过这位“看着不像是凶手的大叔”。他们甚至玩起了一种“新游戏”:互相指认谁是和“凶手大叔”聊天最多的人。一位矮个子男生的反应最为激烈,他猛地摇头说:“我去了那么多次,其实都命悬一线!”
棉纺厂小区,这是我当天的最后一站。高承勇和妻子曾经租住在这里的3号楼。2000年11月20日,棉纺厂28岁女工罗某在家中被杀害,颈部被切开,双手缺失。这是在这些连环杀人案件中,被害人与施害者唯一共享过同一社区空间的一起。
这家国营工厂已经在2007年倒闭。在这个深夜,依旧有不少附近的人像是路过景点一样指指点点着3号楼,一幢砖红色的楼梯房。
“他住在这里那会儿我也在,只是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人。”一位厂里的老职工告诉我。
恍惚间,真的觉得十多起家庭悲剧在这二三十年间飘散在这座小城里,就像是十几颗盐粒溶解于一大缸水,终究难辨其味。
我离开白银那天是在一个太阳火辣辣的中午,我的头顶在机场大巴玻璃窗透过的光线照射下一片炽热,窗外尘土飞扬,偶有的绿色植被像是一个浅褐色的大土豆上长起的绿芽,稀少突兀。这种热,终于让我第一次相信自己是置身于北方的夏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