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年春节后，打电话给一位老师拜年。久未谋面的师生二人，在电话里聊了一会儿天。

老师是我四十年前的老师，我跟他上的小学，是他将我送进了初中。当然，后来老师也成了中学教师。在学生眼里，这位老师与众不同，他身上明显地多了些古典文雅的气质。平时除了也要和学生一道喊喊口号，便偶尔还会说些让学生眼睛发亮的“之乎者也”，课余时间教学生诵读唐诗宋词，这在当年的小学校里很是罕见。我时年幼小，却隐约知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是正式教师，只是一位报酬低廉的代课教师，因为他家成份高，考上了大学却去不了大学。

四十年后，我在给老师打电话时，把电话那头的他依然想象成一位身材瘦高、面容清癯、举止斯文的年轻人。他在我的记忆中便是这样一副形象。老师呢，也很快把我对上号了，说我就是那个圆头圆脸、憨憨实实的小男孩。实际上，老师不再年轻，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我呢，与他对上号的那个小男孩离得太远了，头发花白，年过半百。

而后聊天。于我来说，这聊天其实是倾听。老师明白了电话那头是谁，并不问长问短，倒是突兀地提起，他一直记得我的一句话。天啊，老师记得的该是一句什么话呢？

懵懂时代，我也曾顽劣，喜欢跟小伙伴们开些没头没脑、不咸不淡的玩笑，恰如后来在中学课文里读到的鲁迅引用的《幼学琼林》语：“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这位老师当年可是一位美男子呀，他的貌相不存在任何缺陷，令淘气包们无懈可击。难道无知无畏的我，竟无中生有地冒犯了我尊敬的老师，而自己却全然不知？不会，绝不会。我于瞬间里反思了一下，很快果断地自我否定。当年的顽劣尚且有度，不至于出格。拎紧的心旋即放松下来。

老师回忆说，那应该是在1974年，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大队里召开批斗大会，学校组织全体师生参会，去接受教育。老师说他那天原本不愿意去，批斗对象里有一位是老师的妈。可他必须去，有人提溜他。白发母亲站在台上，低头弯腰接受一帮人批斗，儿子站在台下情何以堪？他只能木然，不敢出声，泪也不敢流。他的前后左右，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他瞟着他。

批斗结束，台下人群作鸟兽散。唯有一人立定不动，如一棵树，脚下生根。这人便是老师。老师在电话里说，从渐渐分散的人群里走出一个少年，走到他跟前，对他说了一句话：“老师，回去吧。”老师记得，少年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憨实小男孩。批斗会后，许多学生不再正眼看老师，更不谈见面问好。见他便躲，遇到瘟神似的。少年平平常常的一句话给老师留下了极深印象，四十多年过去，这个世界人非物也非，几乎觅不见当年任何痕迹，老师却没有忘记少年当初那句话。

说实话，我早忘了这件事。不过，老师这样一说，我还是有些印象。那天在台下看到老师的老母亲颤颤巍巍地站在土台上，我心里特别难受。由那位慈祥的老妇人想到了我的老祖母，仿佛站在台上的就是我祖母。我记得几次跟祖母一起遇见老师的妈妈，祖母总是让我奶奶长奶奶短叫着老人家，老人家摸着我脑袋如同爱抚自家孙子。在少年眼里，站在台上接受批斗的老妇人坏人不坏人的搞不清，第一反应于他脑海的还是一位善良慈爱的老奶奶。老师记的不会错，当时情境下，那句寻常问候语，我完全说得出口。

放下电话，忽觉有些奇怪。师生之间，常是学生不忘老师的话，老师的教诲让学生终身受益。在我和老师之间，老师不等我说出我一直牢记他对我的教诲之类，却抢先说出了他记得我当年说过的一句话。

仔细想想，不足为奇。只是因为慈悲。慈悲的力量，穿透了四十余年一堵厚重的岁月之墙，将当年的情景再现于人眼前。而我还是当年的我，他还是当年的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