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近年来的理财爆雷案例，唏嘘之余不禁觉得，侧重事先预防的“理财产品识别”教育固然重要，但理财踩雷后的理性维权指引也应纳入“投资者教育”范畴。

我们在探讨“投资人踩雷后维权”问题时，需要对“雷”的性质加以区分，在此分而述之——

产品瑕疵之“雷”：可理解为理财产品本身设计、销售环节存在“监管踩线”问题。典型如当下面临严格专项整治的互联网金融产品，诸如跨界资管产品的“投资标的讳莫如深”问题、互联网理财产品的“起息日”“到账日”问题等。此类问题往往可归因于金融产品的过度包装，产品结构复杂嵌套，且在风险揭示、信息披露等问题上“含而糊之”，在涉及“兑付与否”“兑付能否”问题之前，即已引发投资人理财争议。

经营不善之“雷”：以P2P网贷为典型，监管趋严引发资产开发难度加剧（借款余额20/100万等监管红线限制）与企业合规成本高企（备案登记引发的合规投入大大增加），惨谈经营之余，从业机构抗风险能力面临很大挑战。融资端兑付稍有不慎都可能导致从业机构出现挤兑风险，且兑付压力往往转嫁于从业机构本身，加之从业机构难以回避的“交易参与方”身份，极易引发投资人面向从业机构本身的维权事件。

恶意违规之“雷”：该类案例较易理解，理财产品在发行销售、资金管理等环节中，各参与方发生“道德风险”，例如存在伪造虚假标的融资、挪用理财资金等问题，此类恶意违规行为或源于赤裸裸的“诈骗”“金融传销”原始目的，或因不同理财产品间风险传导而导致参与方“铤而走险的拆东墙补西墙”资金挪用。此类恶意违规的下场，多伴随刑事责任承担问题，且往往此类案例涉众更为广泛、社会负面影响更为深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雷”往往可能在同一个案例中并存。以 “某某宝”为例，在该案例中，“自融”“假标”问题自然存在，但案涉机构的挥霍式经营方式也是加速其“覆灭”的重要原因。从该案“东窗事发”后的投资人维权状况来看，无外乎“投诉报案”“横幅围堵”“经侦介入”“资产冻结”“债权登记”“刑事入罪”“资产清退”的标准化处理流程。

在此举一反三，就踩“雷”后的维权事宜做一个梳理：

第一，认清“踩雷”性质和理财产品类型，对症下药。首先应当辨别自身“踩雷”的性质，是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产品瑕疵之“雷”，还是作为“债权人”的债权主张无法兑付的经营不善之“雷”，抑或是遭遇了刑事犯罪相关的恶意违规之“雷”。在确定“踩雷”类型后，切忌“病急乱投医”，需要“对症下药”。产品瑕疵之“雷”，宜“投诉举报”；经营不善之“雷”，宜“诉讼权利行使”；而恶意违规之“雷”则往往需要予以充分的“公权力处置配合”，并做好充分的证据准备、财产线索搜集以及债权登记准备。此外，投资人需要准确识别其所购理财产品类型，以锁定监管部门。例如，私募基金产品往往归口于基金业协会，而互联网金融产品则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负责。

第二，善用各类“投诉举报”渠道。目前主流投诉渠道包括如下几类：一是官方渠道，典型包括部分金融监管部门的投诉举报热线、网站等。二是行业自律组织渠道，以互联网金融行业为例，中央及地方互联网金融协会往往会承担部分的投诉处理或转报职能。三是非官方渠道，典型包括“聚投诉”“黑猫投诉”等，该类非官方渠道传播性强，因而往往效果更佳。四是寻求媒体记者等的曝光与协助。

第三，备妥相关证据。在投诉渠道选择之外，投资人需要备妥证据材料，用“事实”说话，典型包括资金交易记录、理财产品相关文书（包括产品宣传材料、理财认购协议等）、产品经理沟通记录（短信、微信等）。而对于涉及违法犯罪的案例，典型如非法集资，则直接诉诸地方公安部门进行报案，提供有效的案件线索和涉案主体财产信息等。

第四，组团理性维权。理财爆雷往往会牵涉众多投资人，具有单一个体维权成本高、维权周期长的特征，纯民事诉讼涉及立案、财产保全、一审、二审等环节，审期较长，刑民交叉案件则需遵循“先刑后民”原则，进一步应历经案件侦查、案件移送、刑事审判等环节，时间周期进一步拉长。因此，组团维权既能分摊维权成本，而且能够更快获得社会舆论和政府部门的关注。一方面，投资者们可以发挥各自优势，汇集信息、证据，群策群力，另一方面，可从投资人中选出维权代表，或集体聘请律师协助维权，使得维权行动更具针对性和规范性。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无论是“民事维权”还是“刑事维权”，在有目的和针对性开展维权活动的同时，更需要理性维权，“横幅围堵游街”引发的负面社会影响和舆论关注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之，随着金融监管的更加深入与常态化，并且投资者教育的大力推行和有效落地，对于理财维权的“扫盲”也势在必行。须知，维权的目的，于个人而言是损失追回，于社会而言，则是金融秩序稳定与法治推行的有效助推。

（作者供职于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上海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