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说起服饰来一向比较自豪，也有优越感。太久远了不敢说，但至少在前100年内，上海服饰领全国风气之先，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以前有句口号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若再加上一句“穿着要学大上海” 其实也不为过。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上海有一本专以介绍海内外时尚新潮服装为特色的杂志叫《上海服饰》，在全国范围内卖的相当火，发行量少说也有300多万份，我想这就与上海人在服饰上的先进理念、宽阔视野以及榜样的模范作用有关。上海人的服饰，往往以时髦得体、华而不贵、雅而不俗让全国人民羡慕，即使是那个全国服装都是在一片“蓝灰色”笼罩下的时代，上海人也常常会通过一些“小修饰”和“小动作”，为单一的服装添上一丝亮色，这一点，“中山装”和“的确良”功不可没。

“中山装”和“的确良”

大概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提起“中山装”，或许还略有所闻；但若说起“的确良”，则有点不知所云了。所谓“的确良”，其实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非常流行的一种涤纶面料，其英文名可读为“德克隆”（decron），轻薄凉爽而挺刮，尤适合于做衬衫。传入国内后，起先可能是香港广东一带吧，根据它的读音又结合它的特点翻译为“的确靓”，似也有点“音意合璧”之功（粤语中“靓”的发音近似“rong”），后来大概因为这“靓”字我们不太用，所以上海人又根据“靓”的普通话发音而改为“的确良”（也称“的确凉”）。回想在那个沉闷而单调的年代，“的确良”应该说为上海人服饰的添姿加彩，的确作了很大的贡献。

我以为，服饰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语言。譬如我们看一张老照片，判断它的年代，通常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看人物的服饰。而且，服饰除了反映时代外，还能反映出一个城市的精神、经济乃至文化等各种方面。既然“一粒沙可以看世界”，那么从“一件服饰看社会”自然也就绰绰有余了。

我们那时的中山装，虽非“国服”，但几乎是每位男士之必备。之所以名为“中山装”，当然和孙中山当年爱穿的服式有关。这与后来又曾流行一阵的两排钮“列宁装”是同样道理。中山装为四贴袋军装领，穿起来如果饱满贴身的话，的确庄重又大方。滑稽的是当年的国人，居然是从18岁到80岁，年不分长幼，体不分肥瘦，只要是男士，全都“清一色”的中山装。这对于不讲究服饰变换的人来说，倒也省心，无论是出门应酬还是出席高规格的会议，均可“以不变应万变”也。唯一可变化的，也就是颜色和面料上的转换。记得那时，中山装的颜色主要是蓝与灰，如果细分的话可以分深藏青和黑藏青，灰色也分铁灰和淡烟灰等，面料则先是涤卡，后又有粗花呢、华达呢等，统称为“呢中”，其后发展到八十年代初，又有更好的面料叫哔叽呢（现在说出来，很容易让人误听成“比基尼”了），故又将哔叽呢面料的中山装简称为“哔中”。那时我二十来岁，也拥有一件藏青色的“哔中”，正规场合“披挂”上阵，颇有少年老成之风范，平时则留在家里作“镇橱之宝”。

“的确良”的出现，犹如是给沉闷的服装业吹来了一阵清风，很快就在沪上风靡开来。在之前，我们衬衣多是棉布的，由于那时的纺织工艺比较简单，所以棉布衬衣也制作得比较粗糙，且洗穿了多次后就皱巴巴的，非常影响美观。而这些缺点“的确良”则全无，虽然它透气性差点，而且作为化纤类织品用来作贴身内衣的话，也不是最舒适和健康。不过那时候可管不了这么多，就凭它颜色鲜艳、布料挺括不用熨烫的优点还是赢得了众人的芳心。尤其是女士们爱穿的各式的确良连衣裙、衬衫，从单一的白色开始，又出现了各种粉色、米色以及碎花、条纹、格子纹等，上海女人在的确良衣衫的款式上总是翻新不断，花样迭出。光是一只领子，就有多种样式，如小方领、小圆领、尖角领、牙边领等等。大家都知道，领子几乎就等于是一件衬衫的“灵魂”部位，上海人格外讲究，尤其是秋冬季节，在庄严朴素的外套内，突然一只光鲜而挺括的“的确良”衬衫领头，或红或黄，或素或花，从那半新不旧的绒线衫内翻出，霎然会给人有眼前一亮之感。我想若套用一句古诗来形容得话，恰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只领头露出来！

“假领头”用来“翻行头”

说到上海人衬衫的领头，始终光鲜耀眼，惹人注目，这使我不得不想起那个时代曾风靡一时的“假领头”来。在物资紧缺生活艰难的岁月，“假领头”的发明，不仅体现了上海人的聪明与狡黠，还顾及了上海人的钱袋与体面。

大概是借用舞台戏剧中的术语，上海人也喜欢将身上的装束称为“行头”，衣服套数多自然也就容易“翻行头”了。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在商品经济社会里，“衣装”尤为重要，难怪一些世俗之眼，可能不识你这人，但却识得你身上的服装品牌，或者从你的服饰上，能大致揣度你的类别来。

所以“只认衣衫不认人”，对于初识的双方来说，是很难免的，也是很正常的。鲁迅先生就曾吃过衣衫的亏，因为他不太讲究穿着，终年总是朴素的长衫一袭。一次他应邀去和平饭店拜访一英国作家，当他跨进电梯，那位开电梯的“阿三”却迟迟无动于衷，起初鲁迅以为他还要等人，但过了多时仍不见动静，于是示意他，不料那位侍者也懒得开口，只是朝外面的另一方向努努嘴。鲁迅过去一看，是个楼梯，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可能是他觉得鲁迅这寒酸样似不配坐电梯。鲁迅也不计较，便爬上了六楼。等鲁迅谈完下楼时，英国作家谦恭地送上电梯并一路陪着下楼，那位看管电梯的“阿三”方觉此翁来头不小，面露尴尬歉愧之意。鲁迅则未加理会，也没用几句纯熟的日文来教训他一下，而是一笑置之。
当然，鲁迅先生是一代文豪，他有足够的底气，自然用不着衣衫来“壮色”。而我们一般的凡夫俗子，就免不了要借服饰来翻翻行头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上海人“行头”翻得最“结棍”的就要数一只衬衫领头了。为此有些外地朋友时常纳闷，老是见上海人的衬衫不断翻新，方圆变幻，花花绿绿，不禁心生羡慕：“上海人真是又小开又小资啊！”殊不知上海人的衬衫，一天一个样，其实都只是一只“假领头”在变戏法也。所谓“假领头”，又称“节约领”，即利用一些的确凉的零头布料，制成一种只有衬衫领子而无大片衣袖的衣饰，既节约了大块面料费用，又节省了制作以及清洗之成本，而且穿在绒线衫或卫生衫（过去一种针织的薄绒衫）之内，露出一只漂亮挺括的领子，衬衫的功能与神采丝毫不减，可谓一举数得也。

记得那时为了保证“假领头”的挺括有型，上海人在制作时还土法上马，刚开始限于材料的缺乏，只是用废纸盒的马粪纸衬入，新穿时果然硬挺异常，但一经搓洗，领子立马皱软不堪也。后有人又施巧计，将那时常用的120废旧胶片按领子大小剪下衬入，制出的领子就既挺括又不怕水洗了。不过时间久了也有毛病，就是胶片的边缘是个快口，穿洗多次之后，往往会率先将领边磨破，若不察觉，甚至还会有刮伤颈项肌肤之虞，这是始料所未及的。至于布店里后来有专用的领衬售卖，那大概已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事了。

说到“假领头”，其实还有一件“服饰”与之异曲同工，那就是袖套。以前一些坐写字间的职员，考虑到袖口肘部老是与桌面接触，易脏又易磨损，于是就想起了戴上一副袖套以保护，也不失为一妙招。记得八十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时，是一名会计，办公室里的师傅们，不论是西装还是中山装，两手臂都戴着一副袖套，大家见怪不怪，几乎成了一时之尚。时过多年，现想来都感到未免滑稽了。
不过仔细想来，袖套也好，“假领头”也罢，都是体现了上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与智慧，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倒也算是“节俭主义者”的一种对“领袖”的爱护吧。

(本文编辑朱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