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走出去，似乎风头日健。今年2月，一批国内文坛大家亮相哈瓦那国际书展，使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在世界中的位置，再次报以期盼和探究的目光。

这其中，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携他的作品《青鸟故事集》西班牙文版首次在古巴亮相，这是该书继法文版之后又一次在国外出版。

李敬泽将其视为一次珍贵的文学交流：“我的希望是中国文学能成为一只‘青鸟’，来自遥远的东方，翩然栖至地球的另一端，并将飞往世界更广阔的天空。”

►技术给我们“一切尽收眼底”的幻觉，但误解依然存在

作为文学批评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的前主编，李敬泽一直置身于中国当代文学现场的中心。但同时，他似乎更倾心于写作，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现在还有力气寻找新的写作热情”。

《读无尽岁月》《小春秋》《致理想读者》《反游记》……以几乎每年一本的速度不急不缓地推出，他从没放弃对写作的探索。凭借2017年的两部作品《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他的作家身份更让人们熟识，也用文字吸引了更多的人。

《青鸟故事集》像是一本“志异录”，写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在中国“迷路”的故事：不远万里来华的传教士，莫名流落福建海岸的印度水手，16世纪大明王朝的葡萄牙囚犯……李敬泽漫步茫茫史料中，把历史考据与文学想象放在一个写作熔炉里锻造。

而《咏而归》，从孔子、庄子等“巨人”开始，重现古人在精神上的风采和风姿，引领读者重新走进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但可能也是人们最不熟悉的文学时代。

李敬泽将这两部作品看作写给自己的两本“小书”，但他觉得，“小书”也是“大”的———“你能感受到人性和生命的宽阔。”

上观新闻：在刚刚结束的哈瓦那国际书展上，中国以主宾国的身份派出近130位代表参展。面对中国文学，古巴的读者有怎样反应？

李敬泽：中国文学吸引了相当多的当地读者，在中国图书销售区，古巴民众排起了长队，不少是专门前来的，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中国在这个世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越来越多世界各国的读者对中国怀有好奇和认识的热情。

上观新闻：近年来，随着莫言摘得“诺贝尔文学奖”、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刘慈欣获得“雨果奖”，我们的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路变得越来越顺畅了？

李敬泽：我们经常讲中国文学“走出去”，文学又没有长腿，怎么“走出去”呢？对一名欧美或拉美的读者来说，他不会说今天我要买一本中国文学的书，一定会说，我今天想买一本莫言的书，或者刘震云的书。

对他有效的是一个个中国作家，所以，中国文学走出去，实际上就是让中国那一个、两个、十几个乃至更多的作家走出去，让他们的人和作品一起被认识。当然，这条路还是很漫长的，比如在美国，出版的虚构类和诗歌作品中，只有不到1%是译作，而这1%里60%还是欧洲或加拿大的作品，可想而知，这是多么难的一件事。

上观新闻：这次带着您“走出去”的这本《青鸟故事集》，讲的却是中西交流间的误解？

李敬泽：对，因为书中的各个故事都与误解有关，我也称它为“误解小史”。比如，《八声甘州》里明朝皇帝把利玛窦的自鸣钟视为新奇陈设，官僚们把地图当画一样装裱起来挂在厅堂，这是两种文化互为他者的误读；

《飞鸟的谱系》则是翻译的“闹剧”集锦。当一场战争迫在眉睫时，道光皇帝所批阅的英国人发来的“最后通牒”，却因为华而不实的“改译”变成了请求中国皇帝主持申冤的“陈情状”；

还有知府、通事、印度水手和工匠之间交流的荒诞剧。工匠没有奉命翻译，而是借机向水手推销自己的店铺生意，然后胡诌些糊弄知府的回话，这一幕分明是把误解当理解的寓言。

上观新闻：您觉得，国外读者能从这些关于误解的中国历史故事中感受到什么？

李敬泽：误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之中，也不仅仅存在于一个国家之中。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对中国依然有着种种误解，我们也在误解着别人。

我觉得，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中，误解可以说是命定的、一定存在的。为什么呢？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事：你如果和一个操不同语言的人对话，需要翻译，这里面就肯定存在误差，一百年前是这样，一百年后还是这样。

这样的误解能不能克服？有些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但有些误解要克服是非常非常难的，或者说不是你努力就能克服的。说白了，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间的交流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哪怕同样是中国人、同样说汉语，也不能百分百地达成理解，这种理解甚至夫妻、父子、母女都常常做不到。

误解的产生也和更大的政治经济背景有关。就拿文学来说，我们在和外国相关人士的接触中确实感受到，他们会因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而对你的文学感兴趣。另一方面，比如在一些西方国家，你会感到一些媒体和评论者并不是真的把你的文学当作文学来看，而是只作政治解读，对作家的评价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这里面既充满着误解和误读，也存在着偏见乃至敌意。

上观新闻：误读的普遍和易发生，是否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交流的重要与艰巨？

李敬泽：为了尽量消除这种误解，我们确实要做出更持久的努力。文化交流是一个水滴石穿的过程，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它考验着我们的耐心和毅力。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坚定文化自信，有一个积极的、坦然的、宽阔的心态，不必抱怨别人不理解我们，每种文化都是从自身的背景乃至利益出发去理解别人的。

虽然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但是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误解未必就比嘉靖或乾隆时代更少。世界好像更开放了，技术给我们一切尽收眼底的幻觉。但其实误解依然存在着，只不过我们习以为常，失去警觉，意识不到了，长此以往，是很危险的。

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中国正在日益走进世界的中心，就像我最近去古巴、智利，中间在巴黎转机，一路上都能够鲜明地感受到中国的存在，中国的“存在感”非常强，中国日益成为世界性的中国。在这样的时代，如何作出努力，与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达到尽可能接近于真的相互理解，并在这种理解中扩展我们的自我认识，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如果充满了不敬，在众声喧哗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

熟识李敬泽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很“讲究”的人。他每天的衣着搭配都很精心———西装一定要修身，领带的色彩要和谐，还善于使用配饰。所以，他一站在那里，就会引人注目，用符号学的一个概念，叫“标出性”很强。

在李敬泽看来，对衣着的讲究其实藏着一个“敬”字。他的名字中有个“敬”，他觉得这个“敬”就是“面对任何事情，要有一种敬意，对他人对自己都要有一种敬意，庄敬自强，“儒家的根本精神就有这一份敬意，这是传统中好的那个东西”。

他的“敬”还体现在对工作的认真、对自己的认知上。即便是各种会议发言的时候，他也能保持个人的风格和学者的识见；公开讲话时基本没拿过发言稿，但同时分寸感又很准确。他会让在场的各方都舒心，但又绝不会让人感觉到刻意。

确实，“敬”不仅是出门前要对镜整衣冠，更重要的是，对人有敬意，更要临事而敬。“就像一个鞋匠，对鞋取一个敬的态度，把鞋做好补好。没有这个，天天想着做大事，觉得做眼前那点事委屈你了，这个就真的有问题了。”

“我们这个时代，所多的、所重的都是‘敬’的反面，是不敬、粗率、轻浮、潦草等。过去的文人，他们的‘不敬’是有‘敬’做底子；而现在，我们本就没这个底子，很容易就只剩下粗糙浮浪了。”

上观新闻：您给人的普遍印象是绅士儒雅，但作家毕飞宇却形容您说，“这个人绝不像大多数人所看到的那样温文尔雅，在精神上，他狂野，嚣张。”对于这样的说法，您认同吗？

李敬泽：人都是蛮复杂的，我现在坐在这里，就把能拿出来见人的一面摆在这里，但你放心，每个人都有不好拿出来见人的那一面。和我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我脾气有些暴躁，还有人批评我傲慢。我经常照镜子，发现这个脸一吊，真是让人够受的，我这张脸确实不够亲和。但我觉得从总体来说，暴躁也是在某一件具体的事情上，这是对于认真的固执。我经常讲一句话：人生何其短，坚决不凑合。

我从20岁开始工作，就是和作家打交道，我深知，投身到这个行当中，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写作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事情，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得到什么支持，别人也帮不上，只能自己面对压力。所以，作家内心都是高度纠结、紧张、脆弱的。我老是说要对作家好一点，他们真的是把最好的那部分放到了作品里。

上观新闻：您是文学批评家、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这三种身份是如何在您身上协调，并彼此间相互促进的？

李敬泽：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逐渐习惯于一个人单一的专业的身份，这实际上不是常态，你看中国传统不是这样的。比如说鲁迅，他是小说家、杂文家、研究古代小说史的学者，他还曾是教育部的官员、教授、社会活动家、中国现代美术的推动者，等等。现代史上很多作家，第一身份是革命者，更不用说古代了。

我自己从来也没有觉得同时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以及作家、批评家是一件不协调的事。文人常发的牢骚是不屑于具体事务，觉得受委屈，案牍劳形、大材小用。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大材，同时我也觉得做事情其实也是在修行。

上观新闻：您曾提到，“敬”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当今时代人们该有的品质。这也说明，社会上确实还存在着许多“不敬”与“粗糙”之处。

李敬泽：我不喜欢粗糙，我们也远没有精致到需要粗糙一下、不粗糙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同时，我相信，时间将会证明，任何人类成就都不是容易的，如果我们真的以为容易，那不过是表明了我们的轻浮。

文学也一样，需要沉潜一点，安静一点，需要郑重其事，如果充满了不敬，在众声喧哗之后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一个时代可能很热闹，但是热闹之后，留不下什么真正的果实，这是很正常的文化生态。社会上有很多喧嚣的存在，但真正从艺术上和创作上来讲，恐怕需要大作家、大艺术家来做。但同时，艺术家或者作家也许会从巨大的喧闹中获取力量，获取启示，甚至目睹一个新的可能性的出现。

文化是个大自然。什么叫大自然？就是野山上什么都有，可能有一棵很高的大树。你要是把草给拔了，把灌木砍了，等着大树出来，大树却出不来了，大树一定得在万木葱茏的地方长出来。

►回到强健充沛、元气淋漓的文化源头，把它变成自己的燃料和能源

李敬泽在文学圈更受关注的一个身份，是文学批评家。但按他的说法，写文学批评是被朋友、编辑“逼上梁山”的，“一开始偶尔写，一些朋友、一些编辑说写得好，纷纷约稿而且催债，然后就越写越多”。

他评论《废都》里的庄之蝶：“他很像一个传统生态下的‘文人’：结交达官，掺和政事，诗酒酬唱，访僧问卜，就差开坛讲学了。”他写《花与舌头》：“黄惊涛恰恰有一条不服管理的舌头，这条舌头太能忽悠了，它只顾了有趣和快感，躲闪和嘲讽他有力的大脑，它要舌灿莲花，要让天花乱坠。”他说莫言是一个超级动物，“小动物的细微触感不在他的世界尺度之内，即使是小动物，在他笔下也像庞然大物”。

他的评论以“不骂人”著称，这些年发现并鼓励了很多文学新人，毕飞宇、阿乙、李娟、冯唐等都曾得益于他的评荐。“我常常想，一个作家就算写了一部不靠谱的书，能是多大的罪呢？值得你去痛加修理吗？”

如果硬让他说出一条年轻作家的普遍缺点，他指出：“面对当下时，很多写作者都‘漂’着，一个人在真空中没法发力，他需要立足点。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回到传统，传统给了作家发力的一面墙。”

上观新闻：很多青年作家说您是一位“理想的读者”。一个文学批评家在当代的文学现场能起到什么作用？

李敬泽：对一个文学批评家来说，他必须是个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当今文化现状的参与者。

文学批评家的职责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经典化，把这个时代最好的作品、最好的作家辨认出来，并通过有力的阐释让大家能够了解；另一方面，在文学中，肯定有部分因素是模糊的、正在探索的，它们会逐步成型但还没有完全获得强烈的自我意识，文学批评家要辨认、发现、肯定这些因素，帮助它们获得自我意识，帮助它们浮出水面。

在这个意义上，后面这个职责更难，因为辨认好的东西面对的是已知，而发现未成型的因素面对的是未知。我们在向前走，自己也不知道路在哪儿。而也就因为是迷茫的，文学批评家才要帮助文学寻找到一个创新和前进的新的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

上观新闻：从现在的年轻作家身上，能否看到中国文学的未来？

李敬泽：我们国家改革开放已经40年了，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新时期文学几乎是和改革开放同时萌生的。这40年里，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8年的中国和1978年的中国，从最基本的日常经验、日常景观，到人们的观念、生活方式，说翻天覆地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但是我们的文学呢？可以说文学的基本逻辑、基本观念，大致上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确立下来的，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没怎么变。

我们现在读者心目中的重要作家，大部分都是上世纪80年代起来的，从文学意义上来讲，他们可以说是“立法者”，他们立的“法”一直管到了现在。但实际上呢，对于90后、00后来说，他们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他们的背景和资源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完全确信，随着新的一代的出现，我们的文学面临着巨大的变革的压力。

我们现在无法准确地辨认出他们谁是未来的莫言、余华或贾平凹，但是我相信会重新出现一批人，他们不仅仅年轻，还会为中国的文学带来新的观念和路径。这就是我对年轻作家的期待。

上观新闻：除了扶持新人之外，您也认为自己是“新锐作家”，但您的书大多是讲历史、讲传统的，传统与新锐之间有冲突吗？

李敬泽：完全不冲突。我们是现代人，但同时，骨子里、根本上，我们也并未走出传统。你可能一本经典也没读过，但你的人生态度、看问题的方法，甚至你的姿态和表情，都源自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有自觉，认识传统是为了自我认识，是为了活得更明白、更清楚。

很多人一谈传统就觉得，那么多书、那么多典籍，没文化看不懂啊。但传统不能仅仅是做学问的材料，也不是你成了钱锺书你才有资格谈传统，传统应该是活的，它有生机和活力，它所蕴藏的巨大的创造性资源，需要一代一代人、每个文化人从各自的层面、角度去体会、阐发、理解，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燃料和能源，支持我们去进行新的创造。几千年来，中国文学每每山重水复的时候，作家就要回到那强健充沛、元气淋漓的源头上去。

上观新闻：在作家和作品不断“走出去”的背景下，对中国当代作家而言，传统的重要性是否也更加突出了？

李敬泽：确实如此。中国文学在新的时代面对新的创作背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很少有作家会想到写的书有中国读者也有外国读者，除了中文，还会被翻成多种语言。而现在的作家，至少对于一部分作家来说，他们的预想读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因为读者不仅仅在中国，还在全世界。 

所以，对于我们这代作家，如何立足于中国经验，保持着对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同时，又如何面向世界并满怀自信，是全新的考验。我觉得对于这一点，中国的作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文化准备。

李敬泽

1964年生于天津。文学评论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曾任《人民文学》主编，创办英文文学期刊《Pathlight》。出版文学评论专著及文集《颜色的名字》《读无尽岁月》《目光的政治》等，散文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河边的日子》《小春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