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走进四川北路弄堂口，对着妹妹家后门，还可以看见一间违章搭建，上面“公用电话”那四个字还在，里面却是外来小裁缝占用。电话也被改成私用。那个嘴巴抿紧的电话间阿姨不再端坐目送妹妹了，二十多年来，笼共没和她讲过几句话，可妹妹为什么那么失落。

熟悉的人都知道，妹妹是患有接听电话恐惧症的，落下这病始于童年。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全弄堂只有一架电话，在弄口过街楼，安在扶梯口较高处，三楼一个说浓重湖南话的阿姨被里弄里指定为传呼电话的人，电话铃响了，她会从三楼跑到底楼接听，用脑力或者小纸片记下地址和人名，然后解下围裙，不紧不慢地去传呼。湖南阿姨仰头呼叫人下来听电话，常常要叫很久。那时候，电话不计时，是论只算的。大伙儿也有得是时间，毕竟有传呼电话也是有点拽的事情，全弄堂都听见了，蛮好的。

妹妹家没安电话，但是远在徐汇区的妹妹过房娘也就是妹妹叫她好姆妈的，她家有，好姆妈会说英语，是在市里电话局工作的。好姆妈夫妇是妹妹父母的老朋友，他们没有女儿，过年过节想妹妹的时候会打电话叫妹妹去玩。“孔家电话”！湖南阿姨叫。

第一次去听电话，妹妹还没上小学。踮着脚尖举起那支黑色木胶壳的沉重电话听筒，细手腕都要折了。妹妹太紧张，耳朵里只听见从很远很远的远方传来很飘忽的声音，听不清楚，脑袋“轰”地炸了。妹妹一直怀疑自己耳朵里的耳屎没挖干净，怎么就会一点也没听清是谁在电话线那端说话，他说了些什么呢？湖南阿姨很尊重妹妹的隐私，她安静地呆在旁边等妹妹听完付3分钱传呼费，朝对方“啊啊”几次之后，妹妹还是听不清，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只能“好的好的”，挂断。回家爸爸问，是不是好姆妈让你去玩？妹妹支支吾吾混将过去。有时他们去赴约，有时不去。不去也不必再回电，那时大家都奉行“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走到人门口，进去吃碗便饭，皆大欢喜。

到好姆妈家，看见那座神秘电话机装在落地花布窗帘背后的床头墙壁上，轻易不发声。好姆妈夫妇好酒，红、白、黄酒都很富裕，爸爸也是见酒眼开的人，常喝着喝着被好伯伯将军，一来一去斗嘴，喝到很晕以后，好姆妈总是大声鼓励道：“不用担心，等等打电话到出租车公司，让他们派车来送你回去。”

不过，湖南阿姨管的那架电话还不算真正的公用电话。真正属于这一带的公用电话，是安装在弄堂隔壁再隔壁的永丰坊里的，走过去最起码需要5分钟。一只电话来了，那里的阿姨会紧赶慢赶过来叫：“6号里各杨家三妹啊，侬电话呀！”蓬头痴子样的三妹在三楼前厢房，她先把头伸出来看看，确定是叫她，没好气地问“啥人打来各啊？”“一个男各！”“啊？姓啥？”三妹听到打电话的人姓王，有点生气：“不接，挂忒好了！”因为三妹是大客户，电话间阿姨格外耐心，仰着的脑袋别过来再听听清爽。“啥？小姑娘，各么三分洋钿传呼费侬掼下来！……还有，伊再打来哪能办？”

横弄堂里，很多人头都从自家窗口伸出来了，面孔上皮不笑肉笑，三妹长得漂亮，正当年纪，大家都蛮关心她的。

去远隔两条弄堂的永丰坊打电话，冬天要做好孵一歇太阳的准备，夏天要带把蒲扇，因为耗费时间不会短。一只电话挂出去，对方也是要隔三四条弄堂去叫，电流嗡嗡地在听筒里走。

永丰坊是附近几条弄堂居民打电话的据点，电话间阿姨都是有组织关系的，直属居委会，消息十分灵通，在那里等十几二十分钟总能听到新鲜段子。当时时髦的人，女的叫拉山，男的叫木壳子，他们交际多，在小房间里哇啦哇啦对话，总是会留下点线索，泄露点机密。小木壳和小拉山甩了棉门帘刚走，几个阿姨就嘁嘁促促议论起来，把前几天的来电信息也串起来，俨然一个情色故事，让不见世面的小姑娘听得脸红心跳。

公用电话间整日喧哗，从早晨7点开始，负责电话的阿姨就和来来往往出去买菜的阿婆寒暄，交换蔬菜肉类价格，抱怨小青年……到有人打电话了，男声女声二重唱，此起彼伏，电话线路不够好的时候，更是像吵相骂一样，每个人都是点着的炮仗。1986年，妹妹的二哥去了日本，公用国际长途来了以后，电话间阿姨的叫声特别急促，一分一秒都是日币啊，妈妈跑下跑上气喘吁吁，接听了几次后，吩咐哥哥少打，一为节约二是实在不方便。

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31余万人感染，妹妹和老公因吃了那批被污染的毛蚶，均未能幸免。妹妹先得病倒下，老公孩子留在婆家，妹妹独身回娘家。家里没有电话，妹妹干巴巴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没有人说话，没有书看，感到很委屈。一天，突然听到楼下电话间阿姨叫妹妹的名字，妈妈赶紧跑下去代听，回来惊慌地告诉妹妹，你老公也得了甲肝，被隔离到浦东上钢八村自己的家了！

妹妹不悲反喜，翻身坐起，决定回浦东去“合并同类项”。出来开门的老公，整张脸黄得像一张腊光纸，眼白也是黄的。他说，发烧好几天，没人送茶端水，无法传递信息，死在屋里恐怕也没人知道。憋了几天，才戴了帽子和口罩去新村口打电话。甲肝大爆发那段日子，上海各公用电话间史无前例地讲究，每个电话机给人用过，听筒和拨盘都要消毒，上钢八村也不例外。妹妹老公满脸黄疸，怕被拒绝摸电话机，便压低脑袋讲话，讲完挂断电话，刚要松口气，突然被旁边一个女人瞥见他腊黄眼珠子，那女人怪叫起来，好像见到了鬼，吓得老公飞也似地逃回家。

大约在1988年年底或1989年年初，妹妹家终于千托万托辗转通到路道，去电话局拿到一个都是4的号码，从此有了私家电话，也不管它吉利不吉利了，装好再讲。在日本的二哥、三哥和妹妹大病初愈混出国门的老公总算得以和上海通话。过年过节要抓紧时间打工挣钱，不能回家探亲，打个电话就算给长辈尽孝。年三十夜电话线热得发烫，他们三个候在电话机旁边不断拨号，鞭炮声中，轮流和妈妈讲话，安慰留守老婆，让孩子叫一声爸爸，电话线两端的人都是泪花儿闪闪，这只电话机就像救人于难、大慈大悲的菩萨。

1990年妹妹要去日本了，女儿留在衡山路由奶奶照顾。妹妹在东京住下，第一次和5岁的女儿通上电话，妹妹叫一声“妞妞”，妞妞叫一声“妈妈”，妹妹再叫一声“妞妞——”，妞妞回一声“妈妈呀——”，“妞妞我想侬呀”“妈妈——我想妈妈呀——”然后两个人都失声痛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妞妞她爸抢下妹妹手中电话。

之后，他们约定，每月第一个周日下午2点打电话回家。到那天，阿娘和妞妞必定早早地吃完午饭，不睡午觉，准备好一肚子话，等在后弄堂人家家门口。妹妹掐着日子过，那天下午有天大的事都放弃。到时候，妞妞按照阿娘的指示，在电话里汇报幼儿园的学习，换牙的情况，买来的新衣，然后漏风兮兮地问：“妈妈，侬讲隔一枪（过一段时间）就回来，我哪能开了一枪又一枪，侬还不回来？”她已经不哭了，讲了几句就想离开去玩，而阿娘接过电话，也是随时想挂断，好像电话机是吃钱的老虎机，一定要妹妹和老公大声吼，是用卡打的国际电话，很便宜的！

中国人过去日子过得苦，大家均患有电话费恐惧症，这个毛病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痊愈。

资料链接：

• 1931年1月，上海电话局在辖区内的闸北、南市与江湾等电话局装设4部公用电话，这是在上海由中国人自办经营的最早的公用电话。
• 1949年后，增装了一批公用电话，受理社会各界代办申请。到1951年，上海公用电话达1512部
• 1952年8月1日起，上海开办传呼公用电话试点，后全面推广。到1960年，全市的公用电话达3293部。其中，办理传呼业务的有2375部。
• 1984年消失多年的投币公用电话重现申城，并逐渐演化为新型的投币电话和卡式电话。
• 1985年6月，上海设立夜间紧急公用电话服务点1047处。后随着住宅电话增加和移动电话普及，公用电话服务点减少，1990年末全市共3912处。
• 到1999年底，上海的公用电话已达6万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