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家中，悬挂着一幅自创山水画。山高水深、花树掩映之处，一行苍劲草书直冲云霄：“千峰翠色知佛理，万古名山见道源。”这是他自作的对联。

30多年来，陈传席流连于山水之间，不只是为了写生，更在意的是“问道”。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书画界细巧萎靡之风泛滥。陈传席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倾向，进而首倡中国艺术要有“正大气象”。

进入新世纪，目睹西方艺术大行其道，甚至“欲把中国的文化自信连根拔起”之时，陈传席偏偏要以绘画为切入点，细说一番中国艺术在全世界的精彩绽放。

有人感言，陈传席是一个喜欢“找别扭”的人。对别人都以为“是”的东西，总要想办法来论证其“非”，且最后结论令人心服口服。此次，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新作《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从莫奈到毕加索》，是否也是这样一部“不走寻常路”的书？

陈传席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佛教艺术研究所所长、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

真学者把握风气

而不是趋向风气

上观新闻：看您家中到处堆满书画，书房里四面墙上都是书。是不是要抱着书睡觉？

陈传席：读书是我生活的必需。自幼至今，未尝一天不读书。年轻的时候，只要认真看完一本书，就算有三四百页，我都能背诵下来。现在年纪大了，但看一些感兴趣的书，其中精彩部分仍能背诵出来。

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之一诸祖耿，也是一位记忆力很好的人。他可以把《十三经注疏》从头到尾背诵下来。我的父亲精通古文、擅长书法，在我小的时候，他就有意识地让我多接触经书史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以及中外小说笔记等，不仅要详背熟读，还要意领神会。

上观新闻：《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的书名，与所谓“西学东渐”的惯常印象有所不同。为什么要截取这样一个论说角度？

陈传席：真正的学者要把握风气，而不是趋向风气。我的研究态度和一些人不一样，不以理论分析为基础，而是以事实为基础。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再来考虑理论分析。

有些学者或者出于自卑心理，或者受概念的束缚，认为西方很强大、西学很强势，要跟着西方的“指挥棒”走，这种风气不是一天两天了。确实，有些东西是西方影响中国，但如果深入研究下去就会发现，不是所有的都如此。

我在书中谈到的几个人，如毕加索、马蒂斯、梵高、莫奈、塞尚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学习了中国的艺术而获得成功的。这是基于事实作出的判断。以毕加索为例，他的早期绘画就是传统的西方油画，用面而不用线。但后来改为用线条造型，不再以写实为基础，实现了从画“形”到画“意”的转变。这和中国画长期倡导的价值追求是一致的。毕加索曾临摹过中国画5大册几百幅，其中包括齐白石的画，还向张大千讨教过画竹的方法。

用线条作为绘画的语言，是中国画区别于其他绘画的显著标志。从毕加索的名作《亚维农少女》《格尔尼卡》等不难看出，他热衷于用线条作画。改面为线、以线造型，进一步成就了毕加索。对此，毕加索曾明确表示十分感谢中国书画带来的启发。

毕加索代表作《格尔尼卡》，表现1937年德军轰炸西班牙小城格尔尼卡的情景

上观新闻：毕加索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中国人的艺术；其次是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的艺术。”您赞同这一观点吗？

陈传席：毕加索的话是有道理的。毕加索学了中国画后，开始用油画笔和颜料画中国画，但这又失去了西方的精神。后来，他仍然发挥油画笔的特征，但用直线画，特色就出来了。我在西方和别人辩论过这个话题，对方说毕加索从来都不用毛笔。我就拿出了三张不同时期毕加索用毛笔画画的照片，他们无话可说。

毕加索说中国人有艺术，强调的是中国艺术反映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性格。这三者不一样，创作出来的画就不会雷同、机械和呆板。相比之下，西方以形式立足，大体只能在表面发生改变，终归是有限的。至于日本的艺术，尤其是对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浮世绘，总体上是学中国的。所以，西方人学日本浮世绘，等于间接学中国画。

非洲的艺术确实令人惊喜。有一次，在英国剑桥，我和几位中国艺术家在一旁创作，旁边还有几位非洲艺术家在一块大石头上进行石雕创作。他们用凿子在大石料上“哔哔”几下子，用时不长，也没什么精雕细琢，但出来的作品获得不少人称赞。我当时感觉到，他们那种夸张的艺术是很有冲击力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学习借鉴？

“为什么早就有了

却没能发扬光大”

上观新闻：您撰写的《中国山水画史》16次重印，《六朝画论研究》也出到了第16版。对于此次出版的新作，有什么新的期待？

陈传席：我陆陆续续出版了60多部专著，内容涉及文艺史、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等领域。虽然主题不同，但有一个内容是一直想传递的，那就是中国有自己的优秀文化，一定要自知和自信，一定要珍惜和发扬。

在中国绘画理论中，很早的时候就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不应满足于画见到的东西，而要画见不到的和想象的东西。对画家而言，不仅要注重强调人格的修炼、性情的抒发、思想的表达，而且要尽量做到“画以载道”。西方画家到近代才领会其中的奥妙，而中国画家1000多年前就在创作中自觉地践行了这种理论。

进一步来看，中国文化是一种“双层文化”，由文化再产生文化。就画家而言，必须要有文化积淀，才能再画出一种意境来。而西方是“单层文化”，人是怎样的、场景是怎样的，画出来的就是怎样的。

上观新闻：中国绘画重在写意，西方美学强调写实。看似“其去弥远”的两条路径，是不是很难实现互鉴互促？

陈传席：写实和写意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形式。一般认为，西方绘画注重科学原理，中国绘画讲究哲学精神。西方绘画侧重写形，供眼睛享受，后来强调视觉冲击力；而中国画重在“写心”“写情”“写趣”和“畅神”。中国画家经常会把自己的学问、性格、感情融入画中。

但理性来看，西方绘画确有长处值得我们学习。比如，西方画的结构相对准确，这一点是需要学习的。徐悲鸿提倡写实主义，一开始遭到很多的反对。但反对者后来作的画，其实都是在徐悲鸿基础上变化发展起来的。

另外，现在中国学者在研究中西文化和艺术时，会发现西方很多东西，中国古代也是有的。这个“也”字频繁出现，其实提出了又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早就有了，却没能发扬光大？

不断加厚传统

就非常了不起

上观新闻：古今中外的画家性格不同，绘画风格也千变万化。欣赏或比较的时候，有什么标准吗？

陈传席：画家乃至诗人的风格多样性必寓于性格的同一性之中。这也就是说，风格可以变来变去，但内在性格是一致的。例如，陆游既有气势磅礴的诗词，也有细腻委婉的作品。但往深处看可以发现，他的爽快和豪气是不变的。

好的绘画，无论是中国绘画还是西方绘画，最后达到高标准的都必须反映新的精神。这是统一的评判标准。新的精神可能需要新的技法，但新的技法不一定有新的精神。这里有三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是技术和功力。西方人讲技术，中国人讲功力。功力是技术的升华，中间需要继承、钻研、灵感和文化修炼。技巧已经够了，就需要把传统的、经典的东西认真消化，然后融化到自己的性情当中。

二是鲜明风格和独创精神。以文字和书法为例，从甲骨文、小篆到隶书、楷书，不同的字体有不同的书法名家、不同的风格。而王羲之之所以被誉为“书圣”，则是因为他的字不仅具有独创性，更因为中国书法各体到王羲之就固定下来了，不再有篆、隶、楷等的变革。后人只能创造出鲜明的风格，如“颜柳”等。

三是审美。原子弹既有技术又有“独创”，但它没有审美性，所以不是艺术。黑格尔曾提出“艺术解体论”，有人据此认为艺术已日暮途穷、奄奄一息，即将为绝对精神的、更高形式的宗教和哲学所取代。这其实是违背艺术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需求的。

事实上，科学负责求真，宗教负责求善，艺术理所当然负责的是求美。三者的关系是丰富和有机的，不应割裂和混同。没有审美性，便不是艺术。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现代艺术已忽视了这一点。

上观新闻：说到书法，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小技巧”。

陈传席：没有大道为基础，没有相当的气质，书法是写不好的。

大家可能知道王羲之的故事，宰相来选女婿的时候，王羲之做了什么？袒腹东床！你看，王羲之是不是一个很率真的人？再来看王羲之的儿子。王羲之有7个儿子，其中王献之的字写得最好。一天，屋中突然失火，兄弟们连鞋都顾不得穿就逃了出去，王献之却“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别人讲风度是偶尔讲一讲，王献之却是深入骨髓的。有了这样的气质，才有超群的书法。

字要写得好，一定是技巧和气质、风度、学识多方面的结合。老是在技巧上下功夫，难免走向歪门邪道。现在很多人不读书、不看报，胸无点墨，写出字来就很小气。胸怀世界和只琢磨自己的利益，在笔下流露出来的艺术境界形同天壤。所以，书写者应有大道、大学问在胸。

我们讲，世界上只有中国坚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没有中断。对于书法，尤其是要讲继承。有些东西不是说打破就打破的。在继承优秀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加厚传统，就非常了不起了。

好奇心不是朝三暮四

而要沉浸其中找答案

上观新闻：上世纪80年代起，您就赴美国从事艺术研究，并一路考察美欧日等地所藏艺术遗迹。一路走来，有什么难忘的经历或体会？

陈传席：就现代艺术研究而言，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那就是中国人是“大而空”、西方人则相对具体。曾经有位西方学者研究过中国的一幅画，画中古代人物的腰带与历史书上描述的不符、与博物馆的藏品也不同，所以他判定这幅画是伪造的。这种涉猎广泛、论据充分的研究学问精神，可能是当下我们艺术界乃至学术界所需要的。

其实，中国古人在研究学问时，一是讲究“务于精纯”，二是“观其大略”。一般认为，“观其大略”高于“务于精纯”。但是，知其大略必须建立在务必精准之上。没有这个基础就会“大而空”。

上观新闻：您曾点评过一些现代画坛名家乃至前辈的作品，言辞还比较犀利。这样的勇气从何而来？

陈传席：做文学批评、文艺鉴赏当然需要勇气，但勇气还在其次。首要的是弄清事实。如果随意臧否，别人是会找你算账的。接下来是出于公心，这对中国艺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都是必需的。另外，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不断探索的好奇心。

敏锐的洞察力是成功的基础，没有这个功力就看不出问题。这个功力是天生的，但也是可以训练出来的，要多读书、多看画、多行路。这里面，还包括一个怀疑精神，勇于怀疑是学者必备的一个素质。

好奇心包括天生的热爱，热爱你所从事的事业。正如孔子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懂得它的人，不如爱好它的人；爱好它的人，又不如以它为乐的人。好奇心不是朝三暮四，而是要沉浸其中并坚持找到答案。

我常给学生讲，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四个条件：以创造或传播文化为职业，关心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具备批判精神，具备独立的人格。只有以此为激励，才能真正躬耕于学问。当然，做学问要以史实为基础。如果不讲史实或事实，只做理论分析，有时就站不住脚，而且容易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我们必须摆出中国文化优秀的事实，才能真正树立文化自信。

《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从莫奈到毕加索》

陈传席 著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