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路慎成里，始建于1928年的这处石库门里弄，是上海迄今保留最完整的石库门弄堂之一。丁言模站在弄堂口等待记者。1940年起，他的父亲，著名出版家、文史学者丁景唐就一直住在这里，直到2009年10月，当时89岁的他转至华东医院治疗休养。今年12月11日晚，丁景唐在华东医院去世，享年97岁。

12月15日上午，家属亲友在龙华殡仪馆送别丁景唐，“洪湖水浪打浪……”围绕在众人耳边的是丁景唐晚年最喜欢唱的一首歌，“还有一首是‘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抗战时期，父亲17岁参加革命，到今年正是整整80年。”丁言模说。

从慎成里出发

“那栋后面的房子，萧军、萧红住过，鲁迅曾经来这里看过他们；还有那栋是原中共江苏省委旧址……”丁言模用手在弄堂里划了个大圈，又复划向弄堂外的马路，“萧军、萧红在这一带住过三个住处……马路对面那个叫敦和里的大弄堂，萧红曾经在弄堂口的大饼摊上发现鲁迅的手稿，因为这里曾是3家与鲁迅关系密切的文学期刊的编辑部。巴金也曾临时住在敦和里，写下了《春》……”文学、革命，是曾经包围慎成里的一种氛围，也在无形中为在这里住了一辈子的丁景唐划下了生命的关键词。

丁景唐、王汉玉夫妇

丁景唐出生于1920年，原籍浙江镇海。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冬天，念高中的丁景唐参加了党领导的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任中学区干事，投身抗日救亡学生运动。他曾想去延安，后来一个同学对他说，到延安是参加革命，在上海也可以呀，上海也有我们的人民群众。丁景唐想想，接受了。1938年1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下党“学委”系统领导学生宣传调研工作。丁景唐先后就读于东吴大学、沪江大学，最后毕业于光华大学中文系。频繁转学，且每间大学念的时间都不长，是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而编辑的才华，也自那时起开始崭露，所编的第一份刊物是和同学王韬（后在抗战中牺牲）合办的《蜜蜂》——取名《蜜蜂》，是希望它能像蜜蜂那样，活跃在革命的文艺战线上。后来还编过《联声》《莘莘月刊》《新生代》《时代学生》等刊物。

解放前因躲避国民党追捕，丁景唐夫妇离开上海赴香港等地

抗战胜利后，丁景唐参加编辑《小说月报》《译作文丛》《文坛月报》，利用编辑的公开身份，发起大中学生征文，以此发掘一些富有才华的进步文学青年，其中便有后来知名的董乐山、董鼎山兄弟。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宣传处处长、新闻出版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文革”后，1979年，出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

1982年7月，在中山故居与董乐山（左一）、董鼎山（右一）合影 

为中国新文学存迹留痕

接棒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是丁景唐主事上海文艺出版社期间最为人瞩目的一项工程。在丁景唐眼中，出版家赵家璧是个“非常有创造性的编辑思想”的人，早在上世纪30年代，他在良友图书公司，为保存“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重要资料，编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大型现代文学选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当时的幕后策划是创造社老将郑伯奇，通过他又联络了鲁迅、茅盾、阿英、郑振铎等名作家，最后连在北京的胡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被调动起来，又邀约到蔡元培先生作总序。这是明星荟萃、巨人携手的一个文化工程。这11员元老级人物里，有左翼与右翼之分，也有宗派对立、兄弟阋墙，却都心甘情愿地聚集在一个文学青年麾下编辑同一部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出版史上的奇观。赵家璧设计的是个金点子，这些文坛巨星都是“五四”的产儿，对于“新文学”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五四”的产儿们放弃旧隙一致来弘扬“五四”精神成果，从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两方面来确立新文学的权威地位，这是大系的真正的生命所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的编撰，是赵家璧等前辈们为后生解读这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学路径和历史坐标。为此，丁景唐有了开始影印《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辑10卷本的想法。在此基础上，续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提上日程。

1979年5月，丁景唐在西安访见郑伯奇旧居

1982年，丁景唐趁赴京参加全国出版会议的机会，拜访了夏衍、聂绀弩许多文坛前辈，得到他们一致的支持。他和赵家璧一起看望了叶圣陶，叶圣陶推荐吴组缃为散文集作序。“当时我们是社里的年轻人，跟着老丁（“老丁”是丁景唐引以为荣的称呼）拜访了很多文坛前辈，老丁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确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所有作品必须收录当初发表时的原始版本，我们跑了很多图书馆，北京的、上海的，去找各种版本资料。”上海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魏心宏向记者回忆。

祝赵家璧八十寿辰 左起：孙颙、赵家璧、丁景唐、聂文辉、江曾培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的续编工作启动于1983年。20卷共1200余万字，原计划三年完成，由于当时人力和资料上的困难等问题没能如期完成，待最后两卷《史料·索引》出齐，已是1989年10月，整个出版过程达五六年之久。此后，丁景唐又担任了第三辑（1937年—1949年）和第四辑（1949年—1976年）的顾问，还亲任第四辑《史料·索引》卷主编。他提倡的“坚持收录初版本”的编选原则，以后在其它各辑中继续得到贯彻发扬。2009年，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至此，这套共100卷本的选集终于告成，王蒙题语“百卷沧桑，百卷心事，百卷才具，百卷风流”。丁景唐则感慨：“我为中国新文学存迹留痕，希望相关专家有用，也希望优秀文学得到后人的传承，此，我心足矣！”

通过影印抢救现代文学史

在五子丁言模眼中，接力编纂《新文学大系》是父亲的一项重要工作，但非唯一，这项工作的基础亦是建立在父亲对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尤其是左翼进步文学的贯穿一生的热情之上的。作为从那个时代走来的资深革命者，丁景唐敬重鲁迅，对于瞿秋白则怀抱着某种“打抱不平”的情怀，他坚持研究鲁迅、瞿秋白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其中包括影印左翼文学期刊的工作，为保存、收集和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资料作出了重要贡献。

丁景唐在华东医院为常州瞿秋白纪念馆题词

丁景唐曾说，影印旧书刊和主持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艰辛工作成果，是他一生编辑生涯中最为倾心的两件事。早在1958年到1962年，丁景唐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出版局工作期间，就曾主持影印了先后两批、40余种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期刊，其中包括已成海内孤本的《前哨》《文学导报》《文艺新闻》等。“文革”后，丁景唐复出工作的首要，也是主持影印《语丝》《光明》等刊物。1980年，为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又以他自己的藏书为底本，影印了当年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杂感选集》。在丁景唐看来，这些影印本具有抢救现代文学史、现代出版史、现代文化史等有关资料的重要意义。比如《文学新地》发表的艾芜短篇小说《太原船上》，因艾芜被捕入狱，由沙汀转交发表，作家本人一直未亲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艾芜听说上海曾重印一批三十年代的文艺刊物，并在全国文联大楼展览，其中就有登载《太原船上》的《文学新地》，作者署名乔诚，正是沙汀所取的笔名，他立刻请夫人王蕾嘉抄录了这一版的《太原船上》。

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丁景唐在鲁迅、瞿秋白和左联研究上都有诸多成果，茅盾曾在病中题诗赠他云：“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文章烟海待研证，捷足何人踞上游。”丁景唐则笑说，这是茅公对我的鼓励。

上世纪50年代初起，丁景唐先后出版了《南北民歌选》(上下册)、《学习鲁迅和瞿秋白作品的札记》、《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与方行合作)、《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与瞿光熙合作)、《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诗人殷夫的生平及其作品》、《殷夫集》(与陈长歌合编)等学术专著，还在报刊上发表了《鲁迅和瞿秋自的革命友谊》《略论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左联成立前后的郑伯奇》等文章。200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丁景唐六十年文集——犹恋风流纸墨香》，2015年，《犹恋风流纸墨香（续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丁景唐时年95岁。

留下一张巨大的“地图”

查书、借书、买（淘）书、看书、品书、写书、审书、出书、送书，丁景唐曾道，这是自己大半辈子的主要生活乐趣。在慎成里简朴的旧式居室里，访客进屋就像进了一家阅览室。“小时候家里藏书不断增加，从书橱里逐渐扩散到衣柜顶上、箱子里、床下、桌椅周围，最后钻进阁楼里，甚至楼梯上都堆着各种书刊，塞满了家里的各个角落。每有客人上楼来，家人都要提醒一句，‘当心脚下！’我们7个孩子从小都睡在书堆里，睡觉前随手抽一本翻看，伴随进入梦乡。”丁言模曾这样回忆童年场景。因为藏书之丰，丁景唐曾得沪上十大藏书家之号，“文革”中，大量书刊被烧毁，“劫难”之后，书又慢慢累积起来，重新塞满了家中四处。直到丁景唐搬入华东医院，他的病床周围也常被全国各地寄来的书刊包围，常常引得护士长产生意见。

丁景唐与丁言模

无论是藏书之丰，还是治学精神，都对丁景唐的下一代产生了很大影响。三女丁言昭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是上海木偶剧团的资深编剧，业余则专情于“多才多艺多情的奇女子”作传，写过萧红、丁玲、许广平、林徽因、王映霞、关露等，仅从人物题目就足见父亲和慎成里在她身上留下的印记。比如曾经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关露，丁景唐曾率进步青年向她编辑的《女声》投稿，十分敬佩这位传奇女性，遂嘱女儿为其立传。

丁景唐与子女、后代

五子丁言模“师承”痕迹更浓，他最早写《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瞿秋白曾是鲍罗廷的秘书，又扩展到张太雷等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转了一大圈”，又重新回到左联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之上。“翻开父亲当年主持影印的一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翼文学期刊，上面还清晰地留着父亲的笔迹，‘注意保存’，‘这个有价值，可以去找……’，还有用毛笔蘸着红墨水画的大小圈圈，示以重点；或者蓝色钢笔字迹，竖写的，横写的，拐弯的……顺着父亲的眉批和其他线索，甚至留下的各种疑问，四处寻找，就如破解密码一样——原来父亲早已发现，只是没有成文，他的每一个新发现都可以成为一本本专著的先导和研究方向。在父亲珍藏的影印本和其他发黄、变脆的纸张资料上，不断跳出我熟悉的一个个作家的名字，他们都曾是父亲长期研究左翼文学的重要对象。”

丁景唐在华东医院过97岁生日

丁景唐是上海左联会址纪念馆顾问，自1989年建馆始，从纪念馆陈列方案的设计到无偿捐赠书刊、资料、文物，纪念馆都得到他的切实帮助和指导。他曾说：“是左联这块丰碑给了我精神，给了我力量。左联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先驱者和播种者。包括鲁迅在内的左联成员，还有柔石、殷夫、胡也频、冯铿、李伟森，这‘左联五烈士’，当年他们是以文化的‘拓荒者’的姿态出现在神州文化舞台的，他们用犀利的杂文，或是沉绵的小说，或是隽永的诗篇来唤醒中华民族。所以，他们留下的作品，留下的精神，是不朽的。我之所以花时间和功夫研究这段历史，是因为有意义。我至今认为，他们当时那种直面民生、直挞时弊的文风，那种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献身精神，在自强不息、建设现代化中国的今天依然值得发扬。”

为丁言模著《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所作的序言里，丁景唐说，由于诸多原因，迄今还没有出现系统、深入研究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现代左翼（进步）文学期刊的专著，他勉励儿子“以长期甘愿寂寞、枯坐冷板凳的勇气和毅力，逐渐接近还原当时左翼期刊真实面貌的目标，以填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种种空白”，更希望“有更多有志向、有魄力、有意志的年轻人投入这项工作”。

1984年8月，向巴金赠送由他作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小说卷

丁言模说，父亲的藏书、父亲的工作犹如一张地图，网起了现代文学史的一个个支点，从任何一个点钻下去，都有数不尽的文章可作。而我们愿以巴金先生在1982年写下的这段话作为对丁景唐和他同代老编辑、老学人的怀念，那是《随感录》中的一篇，当时79岁的巴金写下：“没有过去的文化积累，没有新的文化积累，没有出色的学术著作，没有优秀的文艺作品，所谓精神文明只是一句空话。要提供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适应的充实的内容，出版工作者也有一部分的责任。我相信他们今后会满足人民群众更大的希望和更高的要求。……对编辑同志，对那些默默无闻、辛勤工作的人，除了表示极大的敬意外，我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