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分两步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认为，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字之差蕴含了深刻的战略目标转变。以下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

十九大报告提出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字之差蕴含了深刻的战略目标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有鉴于此，十九大报告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到“两个十五年”的战略安排，核心目标是实现中国从“大国”到“强国”的巨变。

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这是个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新概念。那么，什么是现代化强国？“强起来”究竟强什么？这是需要澄清的问题。

“现代化”上世纪70年代后才传入中国？

理解现代化强国，首先要理解现代化。中国人关注“现代化”还是比较早的。

早在20世纪初，一些中国学者就开始了对现代化的研究。“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较明确地讨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只是当时的讨论大都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层次上兜圈子，没有涉及现代化更广泛的主题。上世纪30年代，“现代化”一词开始经常出现在中国的报刊上。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现代化”这一新概念开始被广泛运用，成为热门话题。只是由于后来日本全面侵华，全民族的注意力转向抗战，对现代化的热衷一时被中断。可见，中国人自己提出的现代化概念和观点，与西方上世纪50、60年代“经典现代化理论”相比早了至少20年。正如罗荣渠教授所说：一提“现代化”，人们就认为是上世纪70年代后才从西方输入中国的新名词，是错误的，是对中国历史的健忘。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运动，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综合性。现代化的变革涉及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方面，包括工业化、世俗化、法治化、民主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等。虽然经济发展在现代化中具有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但是现代化绝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等诸多内容。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论是从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从经济总量、综合实力来看，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但我国目前还不够强。那么，怎样才算强起来呢？是不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就是现代化强国了呢？是不是中国在科技和军事力量上更加强大就是“强起来”了呢？从现代化理论来看显然不是。根据十九大报告的界定，所谓“强国”，就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国家，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一个都不能少。所谓“强起来”，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要全部强起来，而不是GDP“一俊遮百丑”，也不是单纯经济总量的继续提升，甚至都不是物质文明的单方面进步。概括说，所谓现代化强国，应当是全面的现代化，不仅是硬实力强，而且更重要的是软实力也要强。

目前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关键或者瓶颈，已经越来越多地从硬实力领域转向软实力领域，而软实力不仅体现为文化力量，还要体现在制度力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仅需要富强，而且需要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不仅需要富裕中国，而且需要建设法治中国、美丽中国、健康中国、平安中国；不仅要实现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科技强国、体育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航天强国、军事强国、海洋强国、质量强国，还要实现人才强国、教育强国、制度强国、文化强国。总之，从“大国”到“强国”的提升，根本是从数量向质量的提升，从效率向公平的提升，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提升，从经济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的提升。

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提升，从经济现代化向全面现代化的提升，以及从“大国”向“强国”的提升，根本是从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的提升，这就是十九大报告反复提及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旨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把我国的现代化从器物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是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大思维、大手笔、大逻辑。

因此，“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虽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但其意义不仅限于全面深化改革，也构成了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15年”奋斗目标，都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其中，第一个15年的愿景是“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第二个15年的愿景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由此可见，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转变，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基本实现到全面实现的过程，两者高度契合。

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第五个现代化”？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继“四个现代化”之后中国“第五个现代化”，实际上这样的认识高度还不够。因为“四个现代化”说到底就是一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说到底都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本质是制度的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从器物到制度、从量变到质变的大飞跃。

要更加深刻认识这一问题，需要一个历史的透视。中国的现代化，最早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1840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英军只用4000人（最多时增至17000人），从南到北，攻城略地。清军虽然有88万人马，即使是一线御敌的也有10多万，但却众不敌寡，节节败退。最后，清朝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以割地赔款而告终。

在这场战争中，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了中国武器技术的落后。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一反统治集团闭关自守、闭目塞听的陋习，积极搜集情报，了解世界，编辑了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等书，开风气之先，林则徐被称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在林则徐所辑《四洲志》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增至100卷，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观点，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除了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建立了一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如果要想强盛起来，除了要学习西方的练兵之法，也应当着手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基础。

而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加以贯彻的是后来的洋务派。洋务运动最开始致力于兴建军用工业和与军工密切相关的采矿、冶炼等工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希望通过军事技术的革新来挽救清王朝的命运。从1865年江南制造总局设立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30年间，洋务派设立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军用工业共21个。后来，洋务派又陆续创办资本主义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到1894年共创办民用企业20多个。“洋务运动”在兴办军用工业的同时，还训练新式陆军和建立新式海军。1875年清廷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三支新式海军，北洋水师一度被称为“远东第一水师”。

然而，“远东第一水师”在甲午战争的惨败，客观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自此，又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问题，认为中国的落后不仅在器物，更在于制度，日本由于“明治维新”所以成为了新的列强，而中国依然是腐朽的专制统治。于是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了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又推动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直到辛亥革命把清王朝推翻，建立了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革命的先行者们并没有看到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民主共和在中国确立，反而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军阀混战和更加严重的腐败。于是，再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觉悟到，中国今后关键的问题是要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上的革命，灌输民主和科学，开民智新民德，否则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其他甚么甚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这样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呢？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仁人志士，都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进行了现代化的艰辛探索，但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逐步摸索过程。最早的认识停留在“器物”层面，认为我们之所以不如西方列强，皆因我们船不坚、炮不利，因此关键是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其口号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实际行动就是洋务运动。但接下来发现，仅仅着眼于“器物”是不行的，洋务运动终因官僚资本和政治腐败而不了了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感到当务之急是必须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其口号是“变法图强”，于是便有了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然而，以共和取代帝制，并没有改变中国的落后，再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落后根本在于人的问题，于是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可谓波澜壮阔，但如果从现代化的角度理一个线索，那就是经历了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三部曲”。对近代中国的这一发展逻辑，梁启超1923年在其《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曾概括为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自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

中国共产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诞生，也承袭了这一运动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把俄国十月革命后学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以解决中国的价值重建和精神动力问题。所以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都把文化革命、把改造中国人作为他毕生奋斗的目标，并直接付诸实践。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曲折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意识到单纯的文化革命并不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梦想，于是邓小平力挽狂澜，实行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精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完全正确的；后来我们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则经济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同样，只有物质文明是不行的，还要进行精神文明建设，等等。

关键是把治国理政水平提升到强国新境界

未来30多年，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不能像过去那样去走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循环，这可以说是在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所得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所以，我们现在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内含的是一个“器物—制度—文化”的新的现代化逻辑。

在“器物—制度—文化”的现代化逻辑框架中，制度现代化具有承前启后、承上启下的作用，沟通了器物与文化。现在我们非常重视“文化强国”，而实际上特定的精神文化需要在一定的制度构架中才能起作用，否则就只能成为美丽的辞藻和空洞的说教。目前存在的“两面人”现象，就是其中的一个反映。虽然我们不能否认精神文化的重要性，但具有感召力的精神价值和文化需要具有感召力的制度来规约和呈现。与文化的飘忽不定相比，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也更容易加以建设和操作，可以成为我国现代化软实力提升的抓手和突破口。

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后，十九大将其作为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之一，这是我国现代化战略从器物层面向制度层面提升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是“新时代”最具新意的内涵之一，并将对文化现代化和文化强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目前国内舆论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战略目标重视得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

在这个新时代，实现中国从“大国”到“强国”的巨变，核心的问题不是中国的GDP再增加多少、人均收入再提高多少、经济增长率再保持多少、科技和军事实力再增强多少。当然不是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解决好治国理政的问题，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其中的关键。其目的，是跳出中国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治乱兴衰周期律，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否则，再好的发展也可能被葬送，再伟大的事业也可能毁于一旦。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兴盛一时容易，长治久安难。中华民族要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关键是把中国治国理政的水平提升到一个强国的新境界。

总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建设全面现代化强国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纲领性的作用。这一现代化，涉及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军队治理、政党治理以及全球治理各个方面，涵盖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五大文明”基本框架，也支撑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四个伟大”总体格局，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这是“强起来”的重点、难点、焦点所在。虽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任重而道远，但正如现代化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其综合性而且表现为其革命性那样，现代化必然意味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发生巨大的变革，这场变革的规模和深度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往往会引起现代与传统、变革与保守的激烈冲突，但是现代化不可抗拒，其趋势无法逆转。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既然从“大国”向“强国”的提升，根本是从器物现代化向制度现代化的提升，关键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那么，可以这么说：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分别解决的是建国、富国和治国的问题，这是三个时代的主题和特征。如何更好地治国理政，包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各项具体制度，实现制度现代化，将是撬动我国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杠杆。如果说改革开放后的30年是器物现代化的30年，那么未来30年应当是制度现代化的30年，在我看来，这是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指向。

（演讲原标题为《全面现代化强国关键在于国家治理现代化》）

【思想者小传】

胡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1997-1998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2002年斯坦福大学高级访问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与行政理论、中国政府和政治、政策分析。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国家级精品课程等，著有《政府过程》、《现代化的模式选择》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以及美国公共行政学会会长功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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