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当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对亟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但此时的上海，却成为数万犹太难民的避难所。1933年至1941年，大批从希特勒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难民远渡重洋来到上海，总人数近3万。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仍有两万五千名左右的犹太难民把上海当做他们的“诺亚方舟”，人数超过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数量的总和。

但这段犹太难民来华历史却鲜为人知。12月12日，《来华犹太难民研究》最终成果发布会暨《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首发式在上海图书馆举行，以深切悼念被德国纳粹政权屠杀的600万犹太人，通过梳理中华民族与犹太民族携手抗击法西斯的历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借鉴。

3万犹太难民的避难之地

“目前，仍然健在的前来华犹太难民及其后代分布在世界各地，他们都具有强烈的‘中国记忆’和‘上海情结’。”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就已开始进行来华犹太难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是东方主战场。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中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海救了将近3万名犹太难民，但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匮乏。”

1995年，欧洲举行了许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活动，只有一个活动直接与中国有关，那就是在奥地利萨尔茨堡举办的“奥地利犹太人避难上海”研讨会。潘光受邀出席并作主题发言，见到了许多当年在上海避难的犹太老人，“他们年龄都很大了，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研究，等这代人故去，就再也没有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了。”

以潘光为首席专家的上海犹太研究中心团队，争分夺秒采访健在的犹太难民及其后裔，抢救了一批口述和文字记忆，并收集了大量与犹太难民相关的文件、档案资料。2010年底，“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被正式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15年，推出阶段性成果《艰苦岁月的难忘记忆——来华犹太难民回忆录》；今年8月13日，又推出《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4卷。

此次发布的是该项目的最终成果，《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一书首次系统梳理了犹太难民来华的路线、人数、安置等史实，并用史学理论解释了历史动因，总结出犹太难民在华避难的模式。“犹太难民到中国避难有中国的特殊点，不光是上海，香港、天津、哈尔滨等城市都有犹太难民，因为这几个城市都是开放型的大都市。”潘光说，“中国没有原发性的反犹主义，此外，他们来华之前，上海已经有五六千的犹太人，且经济实力非常强，形成了一个实力雄厚的犹太社团。种种原因都吸引了犹太民族来华避难。”

发出学界的“中国声音”

“国外学界很重视犹太难民研究，但他们在世界上讲这个故事，是用他们的观点讲，话语权不在我们这里。”潘光说，“在学术研究上，发出中国声音非常重要。”他还记得一件“小事”，多年前，他曾在德国柏林的犹太纪念馆看到一张全球救助犹太难民图，上海赫然在列，旁边标示着数字“25000”，但在上海的位置上却插上了一面日本国旗。“对方说1937年以后，上海被日本所占领，所以犹太难民到上海是日本救了他们，我当即提出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潘光说，“1943年2月，日本在虹口建立了隔离区，把犹太人关了起来，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犹太难民在隔离区里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这就是国外研究者会犯的一些错误。”被说服后，对方取下了原先的日本国旗。

除了学术研究，团队也努力将研究成果推向社会，让更多上海市民熟悉、了解这段历史。1994年，上海市和虹口区政府在战时犹太难民聚居的虹口霍山公园建立了犹太难民纪念碑。进入21世纪，犹太难民纪念馆正式建立。来华犹太难民研究一开始是学界盲点，到现在，已日渐成为学术研究、纪念活动、艺术创作的热点。

“我们的研究，最大的成果就是抢救了一批珍贵的口述材料，但和国际上先进的档案馆、纪念馆相比还差得远。”潘光说，“犹太难民这一历史课题的研究离不开大数据，我们发现，上海档案馆就有几屋子的旧资料，有公共租界的英文资料、法租界的法文资料，以及希伯来文、俄文等，但这些资料归档整理难度颇大。推进史料数据库建设，把上海资料发掘出来，任重道远。”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1933—1945）：史述、理论与模式》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犹太难民与中国”出版工程的重要著作。书已入选今年的中华学术外译书目，英文版版权输出至施普林格，以后，还将进行多语种外译传播。在后期规划中，出版社正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各级档案馆、上海市政协及国外合作伙伴等相关单位进行商议和协调，推进数据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