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农村男孩小士焱，3个月时被诊断为“先天性胆管闭锁”。3年前经过手术治疗，术后一直频繁发烧，直至15个月时被确诊为肝硬化，须经肝移植术进行治疗。小士焱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普外科主任钦伦秀教授、副主任王正昕教授的会诊下，准备进行亲属肝移植。　　

作为肝移植团队领头人，王正昕教授安排了亲体肝移植配型移植，结果令人振奋，“妈妈配型成功，宝宝有救了！”但接下来十几万元的高昂治疗费用，让这个本分的农民家庭怯了步，细心的专家察觉了他们的犹豫，为他们申请了三项慈善基金。三方合力一举解决了小男孩家庭的燃眉之急。团队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有力协助下，短短3年“从无到有”完成60余例儿童肝移植，其中最小5个月、最大15岁，成功率达97%。他直言，“做儿童肝移植，我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

肝移植术很特殊，“不救孩子可能家就散了”

王正昕从事肝移植多年，2014年作为引进人才来到华山医院普外科，一头“埋”进了手术室。当年他收治了第1例儿童肝移植，“爷爷、奶奶抱来的19个月男孩毛毛（化名），爸爸在劳改，妈妈离家而去。男孩送来时整个人呈黑色，生命奄奄一息。”　　

在此之前，王正昕几乎没做过儿童肝移植。2012年，他当了爸爸，娇俏的女儿成为异常繁忙工作中的亮色。眼前，19个月患儿唤起他心底的柔软，“这样一个特殊家庭，孩子没了，家也就散了。”二话没说，他接收了患儿，为孩子的肝源、为可能支出的医疗费用四处奔走想办法。　　

肝移植团队护士长李娟却犯了愁。华山医院总院不设儿科，李娟是神经外科护士长出身，儿童的护理与成人完全不一样，“围手术期对孩子太重要了，每一关都是考验，护理可不能拖后腿。”在医院护理部领导的支持下，她带着护士专程前往市儿童医院培训，同时邀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护理专家来指导，确保护理环节万无一失。

整个肝移植手术相当顺利，王正昕直言，“从技术角度来看，儿童肝移植的难度集中在血管吻合，儿童血管细，吻合难度略高。”毛毛从“小黑人”渐渐变得红润起来，出院后不久，爸爸、妈妈再度复合，一家人重又团圆。随访时得知这一好消息，整个团队纷纷露出欣慰笑容，“挽救一名患儿，就是挽救一个家庭。”

汇集“爱的源泉”点燃更多生命曙光

“没有肝源，犯愁；有了肝源，更犯愁。”王正昕没想到，儿童肝移植常常会遇到这种尴尬境遇，“成人肝移植类似情况并不多见，但儿童肝移植却屡见不鲜。”他的团队经过初步统计发现，9成以上儿童肝移植患儿来自贫困家庭。究其原因，很多贫困家庭往往拖延治疗，送来的孩子大多肝衰竭，只剩下肝移植“最后一条路”。　　

最开始，王正昕只是基于巧合的个例帮助：曾经，手术成功肝移植患者与他成为好朋友，得知教授医生收治了可怜患儿，家庭却掏不出治疗费用时，患者朋友大方伸出援手。　　

如何将个例发展成一种制度，让更多患儿治疗有所保障？王正昕利用自己所剩无几的业余时间，联系了相关基金：华山医院红十字救助基金、“肝胆相照-儿童肝移植慈慧基金”，同时与9958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合作，成立“王正昕儿童肝移植慈善基金项目”，三方合力，有效覆盖许多患儿的治疗费用，一解贫困患儿家庭燃眉之急。　　

8个月的小明（化名）来自上海宝贝之家，患有先天性胆道闭锁，需要肝移植才能根治。王正昕团队将手术定在了“六一儿童节”，治疗费用多方共同承担。李娟说，“王教授忙得记不住具体日期，我们发现手术当天居然是儿童节，这对孩子来说意味着重生，颇有意义。”手术相当成功，而今，小明已被一对外国夫妻领养，开启了自己的全新人生。

“我救了孩子，患儿家庭也成就了我”

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患儿病例，王正昕开始考虑更多公益项目帮助患儿及家庭。今年夏天，他带头开启了肝移植患儿免费“儿童夏令营”，带患儿参加活动、带家长进病房了解后续护理知识。王正昕曾经的患者廖先生，供职于深圳一家出版社，得知自己的主刀医生组织夏令营，他特意寄来一箱儿童书籍，上写小字条，“祝愿孩子们早日康复！”　　

“见过爸爸一听到孩子要肝移植，扑通一下跪下来；见过几乎没有生机的孩子，父母说不管怎样都相信我……”不善外露感情的王正昕感慨说，“那一刻，觉得自己身为医生，肩头责任很重。患儿家庭感谢我重新带来生命曙光，于我而言，却是他们成就了我；他们的理解、信任与支持，成就了我对医学的更高追求、更远探索。”　　

这位“白求恩式好医生”提名奖获得者告诉记者，团队在儿童肝移植的探索才刚开始，下一步还将继续不断突破自我，收治更棘手病例；同时，团队还将进一步募集更多资金，力争实现每年资助救治30至50例肝移植患儿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