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纪念日已经过去，北京城外卢沟桥畔，缅怀抗战的民众依然络绎不绝。

      有一张东方面孔，在人群中并不显眼，但身份却有些特殊——他是日本人、中国现代史学者，名叫安藤润一郎。

安藤润一郎仔细辨认展品上的文字。

鬼子兵与鬼子旗

　　他今天要参观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穿过卢沟桥，迈入宛平城，置身纪念馆，除了“九一八”，安藤润一郎心中还装着九月的另一个日子——“九二九”，45年前的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在京签署。

　　作为日本人，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是一个困难的决定。直面日军的刺刀，哪怕是在80多年后，依然不易。因为犯下滔天罪行的，是自己的同胞和先辈。

　　但安藤润一郎还是来了。他参加了中国文化部、中国社科院联合主办，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这是他的研修内容之一。凝视纪念馆内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史料，他面色凝重长久不语，四个汉字从记忆深处复苏——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久违了的字眼，安藤润一郎上一次使用它还是在40年前。那年他5岁。

　　5岁时的安藤润一郎并非一个普通的日本男孩。他的父亲安藤彦太郎是日本知名中国经济、历史学者，母亲岸阳子则痴心于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且双双供职于早稻田大学。

　　1976年，受中共中央编译局邀请，安藤彦太郎携妻儿来华，参加《毛泽东选集》翻译。岸阳子在北京大学教授日语，安藤润一郎就读北京大学附属幼儿园。自此，安藤润一郎开始了两年多的中国之旅。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的影视产业还不发达，电视播放的主要是关于战争的老电影。”安藤润一郎回忆北京生活时说，《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抗日影片是他的最爱。

　　在安藤一家人位于北京友谊宾馆的住所里，红樱枪、红军帽、竹斗笠、红领巾一应俱全。安藤润一郎和幼儿园小朋友们最爱玩的游戏是打鬼子。

　　“小润，你做鬼子吧。”幼儿园里，一个小朋友对他说。因为安藤润一郎名字太长，老师干脆取其中一个润字，叫他小润。小润成为他日后在中国学校的名字。

　　“不，我要做八路军政委，打日本鬼子。”在敌我问题上，小润很坚决。

　　小润一家抵达中国的1976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的第四年。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明确：“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在此背景下，对华友好的日本友人受到中国人民礼遇。这正是年幼的安藤润一郎在北京所感受到的。他说：“没有人叫我小日本。”而他自己也没有觉得和北京小朋友有任何差异。“历史证明，中日友好事业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这句话在安藤润一郎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对于爱好和平的日本人，中国人民永远欢迎和尊重。在抗日战争纪念馆，一位年轻的馆员陪同安藤润一郎，耐心介绍纪念馆藏品。在一个展区，馆员讲解说，这里的设计别具匠心：缴获的日军物品被放置在地上，再以玻璃覆盖。人们参观时，隔着玻璃踩在日军物品之上。安藤润一郎低下头，一一检视脚下原属于他先辈的器物。其中一面破旧的日本国旗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对日本国旗的最初记忆产生于这里——北京。

　　上世纪70年代，安藤的家——友谊宾馆是中国政府为外国专家安排的宿舍。隔壁，住着一位瑞士专家。或许是因为同在异乡为异客的缘故，瑞士人对胖乎乎的日本娃娃小润很是亲热。一次，瑞士人出差去了日本。一返回友谊宾馆，他就兴奋地敲开安藤家的屋门。

　　“小润，看叔叔给你带来了什么礼物？”瑞士人变魔术般从身后亮出一面太阳旗。

　　远在异国他乡，一面祖国国旗往往是最大的慰藉，这种感受人所共有。瑞士人一定是琢磨了许久才想到为小润从日本带回这样一件贴心礼物。

　　“鬼子旗！”小润惊叫一声，夺过日本国旗，重重摔在地上，惊惧地躲到妈妈身后。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安藤润一郎回忆说：“这样做固然极为无礼，不过对于5岁的我来说，鬼子兵的旗子确实是一件可恨可怕的东西。”

　　那场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即使几十年后，5岁的日本儿童也能感受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示的平型关大捷图景。

“一定要活着回来”

　　9月的抗日战争纪念馆，迎来很多北京中学生，他们在馆员引领下，秩序井然地参观着。学生被一幅旧海报吸引。海报上，一名日本兵正拔刀剖腹，另一名日本兵上前阻止。此外还有一行日文说明。

　　“老师，那些日本字说的是什么？”一个戴着红领巾的男孩不解地问。

　　读罢日文，馆员用把它翻译成中文告诉孩子：“住手！要替父母、妻子想一想，死不得！出路是，反战！”

　　这句话，这样的情景，对于一旁的安藤润一郎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年代，日本不少有识之士发出过这样的声音。安藤润一郎的父亲安藤彦太郎就是其中之一。

　　安藤彦太郎生于1917年，早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就与中国留学生有着广泛接触。通过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安藤彦太郎较早知道了中国新文化运动、鲁迅、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也知晓中国人的民族气节。

　　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少中国留学生离开日本、归国纾难。而此时的安藤彦太郎在东京一所中学任教员。“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左传》的训诫，安藤彦太郎是熟读的。他已经预料到日本将战败。

　　“同学们，如果有一天你们去打仗，不要死，一定要活着回来。”安藤彦太郎对讲台下面的学生们一再叮嘱。

　　并非每个人都能活着回来。死在中国土地上的日本人里，有安藤润一郎的姥爷。日本侵华期间，姥爷是伪满洲国某县县长。“1945年，他被进入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枪毙了。”安藤润一郎说起姥爷之死，特意用了“枪毙”这个立场鲜明的词汇，“我姥爷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

　　爪牙死了，身后留下的是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女儿生在中国沈阳，依地名，取名岸阳子，日后成为安藤润一郎的母亲。

　　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让日本人岸阳子母女的生活落入深渊。日本投降仪式结束后，第一位进入东京的外国记者布莱恩斯报导说：“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只有孤零零的一些建筑矗立在平地上：公共澡堂的烟囱、笨重的仓库，偶尔还有铁门紧闭的低矮建筑。”岸阳子母女生活的首都东京，经济结构已经被摧毁，700万人中，500万人已经离开……贫穷和饥饿时刻侵袭着这对孤儿寡母。

　　战争之痛让安藤家族珍惜和平。以史为鉴，致力日中友好，几十年来，三代人薪火相传。

安藤润一郎和卢沟桥畔的卢沟晓月碑合影。

“我承认南京大屠杀，承认慰安妇”

　　几乎用了整整一上午，安藤润一郎才参观完抗日战争纪念馆。他不住对陪同的馆员说“对不起”，因为他看得很慢很仔细。由中国的抗战表述，他联想到当下日本右翼逆流对战争罪行的否定。他说，这些年，坚持揭露历史真相的学者甚至会受到右翼的骚扰。

　　据《每日新闻》日前报道，日本兵库县奈田中学从2015年开始使用一套题为《我们一起学人类历史》的教材。教材提到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罪行。奈田中学校长说，学校采用这套历史教科书后不久，一名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官员便联络到他，质问他为何选择这套教材。

　　接着，从2016年3月开始，这名校长不断收到含有威胁信息的明信片，内容均为反对校方使用这套历史教科书。短短6个月内，校长共收到200多张明信片。寄卡片者自称是在校生家长或该校毕业生，但内容高度一致，令人怀疑某些右翼组织在背后策划此事。

　　即便右翼势力甚嚣尘上，安藤润一郎依然确定地说：“我承认日本侵华战争，承认南京大屠杀，承认慰安妇。”

　　他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反省勇气，一部分来自于姥姥。步出抗日战争纪念馆，他关照记者，“你一定要写一写我姥姥。”那个曾经的伪满洲国县长太太，悔恨战争期间甘做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作为弥补罪行的一部分，2006年去世时，她留下1000万日元巨款，叮嘱后人捐给日中友好会馆，成立基金会，专门奖励从中国东北到日本留学的研究生。每年举行一次论文比赛，每篇2000字，第一名奖励20万日元，第二名奖励10万日元。

　　告别陪同的抗日战争纪念馆馆员，安藤润一郎问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个纪念馆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也是展览最后一个章节的主题。”馆员回答道。

　　“明白了……”安藤润一郎深深点头，转身回望全面抗战的起点——卢沟桥。

　　卢沟桥畔，晚霞染红西山。

　　临行前，安藤润一郎在桥头与乾隆御笔题字的卢沟晓月碑合影。1937年7月7日，卢沟晓月碑见证了日本军人炮轰宛平城的硝烟。今天，它目送一位日本学者返回北京城里名为“友谊”的宾馆。

题图说明：安藤润一郎拍摄纪念馆内展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