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1977年12月10日参加高考后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在这里一呆就是40年。在这40年里他经历了从新生到硕士、博士再到导师等几重身份的转变。这一切的转变，都源于1977年冬季的那场高考。40年前参加考试的准考证，吴晓明至今保存着。

从医院广播中听到消息　　

由于父母工作的缘故，1971年吴晓明一家从上海迁往南京生活。也正是在那里，吴晓明和双胞胎哥哥完成了中学学业。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分配工作时家中的老大去了工厂，那么老二就会去农场。　　

就这样，1975年秋，刚刚中学毕业的吴晓明被分配到位于江苏省的海丰农场，成为了一名“农业工人”。吴晓明说，他在农场“拿的是工资，做的工作是种地”。在那里，从插秧到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吴晓明当上了生产队长。　　

时间很快来到1977年的春天。当时，身为生产队长的吴晓明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自己会在医院的病床上获知“恢复高考”这个改变他命运的消息。　　

“那段时间，下地插秧的时候总是感觉异常疲劳。我就赶紧去到医院进行检查，院方出具的结果是急性肝炎。我连忙赶回南京，住进了当地的医院。也是在医院的广播里，我听到了国家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的消息。”　　

此时，吴晓明来到海丰农场已经整整两年半的时间了，相对稳定的生活似乎使得高考这件事看起来不是那么急迫。　　

父亲告诉他，既然身体不好，今年就在家好好养病，明年还有机会。　　

母亲则表示支持，认为既然有这样的机会总该试一试。考得上最好，考不上也无妨。更何况，如果成功考上大学，住在学校更有利于身体恢复，反倒比待在农场要好。　　

吴晓明自己则掂量了一下，认为如果今年不参加高考，那么住完院还得回到农场继续劳动半年，未必就能找得到考试的状态。如趁养病期间好好复习，一鼓作气考过再说。　　

幸而农场方面比较照顾，在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后，并没有给正处于病后身体恢复期的他安排过于繁重的劳动。就这样，1977年的秋天，刚刚出院的吴晓明开始了他的农场备考生活，而这时，距离12月20日的高考还有不到几个月的时间。　　

自两年半前从中学毕业到现在，吴晓明都没有机会再踏入过校园。 不过，也正是当年打下的知识基础，在后来备战高考时派上了用场。“由于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对于会考些什么大家心里都不清楚。当时也有一些公开出版的复习资料，但我们只是偶尔能够拿到一些。再加上复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一两个月，高中时语数外三本教科书就成了我备考时主要的参考书目。”　

考前一周，由理转文

1977年12月10日，高考日转眼即到。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来自五湖四海的这570万人还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各个农场、工厂、部队中的“农人”、工人、士兵。而在这一天，他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身份——“77级”高考考生。　　　　

这次考试采取文理分科的形式，共分为“预选”的笔试和“复选”的笔试两轮。“我们农场参加文科考试的共有两百多人，几乎是考取理科的一倍。”吴晓明对此的解释是，农场里的人们对理科似乎存在着一种“恐惧心理”。“要参加理科考试就意味着数理化都要过硬，少部分的人才有这样的胆量，所以大家就都想着尝试一下文科。”　　

在选文还是报理这个问题上，吴晓明在临考前一周才给出了自己一个答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是当时社会上流传甚广的一句话。如果自身条件允许，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去考理科。”　　

吴晓明说自己的理科成绩比文科还要好一些，当年吴晓明与哥哥一起参加高考，哥哥考入了华东师大的物理系。试后，吴晓明做了理科的试卷，数学得到的分数比哥哥还要高。“理科成绩好是从小就看出来的，读中学的时候数理化几乎每次考试都是一百分。”

对于吴晓明，与其说是在理科与文科间选择，不如说是专长与兴趣间徘徊。　

在农场复习理科考试的时候，吴晓明心里一直回荡的一句话是“自己真正的兴趣在文史哲。”　　

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吴晓明就喜欢读书，喜欢古典文学。那时还在上初中的吴晓明从父亲那里拿到了一本《封神演义》，文言文无标点的那种，他能全文阅读下来。吴晓明认定这个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了。他说，自己在读古典文学作品时就像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的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离考试还有一周时，兴趣终于胜过专长，吴晓明踏入了文科考试的考场。而就全国来看，1977年12月的这场考试共录取27.3万人，考取率不足5%。　　

在吴晓明高考志愿的前三栏里复旦大学哲学系位居榜首，其次则是华师大的中文系和上师大的历史系。“这样报考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想回到上海，而上海文科主要就是这三所学校了”，吴晓明解释道。　

1978年2月，这一年刚刚开始的时候，吴晓明拿着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开始了他新的校园生活。

校园奏出文史哲交响　　

“那个时候大量的书被一批一批地印出来，让人感觉所需的书和著作都能够得到，学习的可能性也突然一下子敞开了。就像是黑洞洞的空间被撕裂了一道口子，忽然有大束的光亮涌进来，所以我们77级78级的读书风气就非常浓厚。”　　

吴晓明还记得复旦第一教学楼下面那一间小小的新华书店，每天中午吃完饭之后，大家都会冲到那里排队买书。一批新书上架，之前的一批书早已有了新的归宿。在这一批批的书里，既有吴晓明早已熟读的《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也包括大家都没见识过的国外文学名著。比如，普希金选集以及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家的著作。　　

吴晓明当年的室友，后来也成为哲学泰斗的俞吾金，就曾一边学着哲学，一边大量地阅读各种文学作品。　　

“他几乎每天泡在图书馆，一天读一本托尔斯泰的或者屠格涅夫的著作。到后来又开始读莎士比亚全集，从下午开始，一直读到晚上；从书的第一页开始，一直到结尾。”　　

而吴晓明自己则痴迷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甚至大段大段地背诵宋词、《古文观止》上的篇目。直到今天，他仍然认为年轻人应该多读好的文章，甚至把它背出来，这样做才能“张口便来，下笔便是”。此外，他还极爱法兰西和俄罗斯的文学，从普希金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都一一细读。　　

在哲学系的学习过程中，对吴晓明影响最大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时，除正统教科书之外，一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也进入校园。第二国际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写《马克思传》的梅林，甚至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的著作……都对吴晓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吴晓明的同学中，大部分人感兴趣的还是中国哲学史和西方哲学史。比如，俞吾金读硕士时就选择了西方哲学专业方向进行攻读。而现在哲学系任教的老师之一，王雷泉则研究中国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当中的佛教哲学。　　

在吴晓明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对于分析社会历史来讲是一种锐利的工具。而且自己对于了解特定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转变，是比较感兴趣的。　　

但更重要的是，吴晓明认为，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马哲、中哲和西哲之间并没有很高的学术壁垒，特别是在复旦大学这片土壤。　　

壁垒的淡化源自师生能够于自己所在思想流派深入学习、于其他知识流派广泛求索，不局限、不禁锢；相互理解、平等对话。　　

“如果我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那么我一定还会花很大气力去研究西方哲学，包括当代西方哲学”。　　

如今，早已实现由哲学系学生向老师甚至教授转变的吴晓明，曾为自己的学生开设“德国古典哲学”的课程。在他所教授的博士课程中有一门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专门讲两者之间的对话。　　

而今，对于年轻人来说，高考可能已经不是唯一一条出路，社会上也有许多人认为现在的高考需要改革。对此，吴晓明认为，高考确实有一些问题，但是任何事情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问题的存在是必然的。重要的是，出现问题时，要来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而对正处于当下大环境中的年轻人，吴晓明有很多话想说,“当一种历史使命落到某一个民族身上的时候，时代就会把这些人召唤出来，让他们能够来实现这样的任务和使命。所以我想我们下一代的年轻学子，一定会参与到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中，并承担起他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