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真真切切地步入了“三人行，必有一老”的时代。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上海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总数达457.79万，占总人口的31.6%。根据预测，到2018年底，户籍老年人口将突破500万，2020年将达到540万，2045年至2050年将达到峰值。

对于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来说，当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与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社会结构调整交织在一起，所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而当庞大的养老版图分布到16个区之后，又化为一个个具象的养老院、长者照护之家、养老社区，甚至只是社区食堂里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养老护理员一句暖心的话语。

了解上海为应对人口老龄化进程所做的努力，不妨从一张养老床位开始。

绞尽脑汁挤出“一张床”

当上海住房拥挤的时代过去之后，人们不曾想到，养老床位的“一床难求”，也会成为一种社会焦虑。

事实上，2010年之后，这在中心城区一些性价比较高的公办养老院，的确成了一个问题。闵行区一位公办养老院院长曾经诉苦：“床位总共600多个，一年离开的老人五六十位，等待入住的老人却有近1000位。只能让老人等啊。”

在上海发布的一份养老设施专项规划中，以2020年户籍老年人口数作为基数，增加10%的预留空间，按17.8万张床位进行用地底线管控。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床位挖潜”行动的确让各区政府动足了脑筋——

静安区把武定路上一家快捷酒店改造成配有167张床位的乐宁老年福利院；长宁区把虹桥路上一个股权结构复杂的商务办公用地改为养老机构用地；虹口区把区绿化局下属的房产资源划拨给区民政局，改建为福利院；浦东把养老设施建设嵌入到每个“大居”规划中……

善于“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上海人，还想出了另外一个妙招：从社区碎片资源中挖掘空间，建立以长者照护之家为代表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让习惯在社区生活的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养老服务。

去年3月，在老龄化程度达到36.1%的虹口区欧阳路街道，开出了虹口第一个长者照护之家。首批入住的陈阿婆多年前由于中风导致半身不遂、无法走路，原本只打算女儿出差期间住一周，没想到经过工作人员的悉心照料和专业康复训练，她似乎有了重新“行走”的希望。经过3个月的康复，她已经可以借助轮椅缓步行走。像陈阿婆这样逐渐康复的老人，不在少数。

据统计，截至去年底，上海养老机构共计702家，床位数共计13.28万张，其中2016年新增9100张，比上年增加5.4%。全市共有长者照护之家73家，其中2016年新增51家，床位数2184张。数量可观。

自2015年开始试点、目前全市推开的老年照护需求评估机制，也让“一床难求”的情况有望从源头缓解，还保证了公平公正。具体说，进不进养老院得由“卷子”说了算。要经全市统一的后台计算，评定等级最高的将优先享受最紧缺的护理床位。 

经统一需求评估后，倒逼供给合理释放。比如徐汇区，各公立养老机构空床达200多张，而排队轮候的老人仅100多位。一床难求，已并非普遍存在。

然而，绞尽脑汁挤出“一张床”之后，仍有不少困惑有待破题：护理人员普遍短缺；长者照护之家原定的短期护养，遭遇了不少老人长期入住，导致流动性差；嵌入式机构在尚未规模化经营前，管理成本较难收回……

郊区养老冷暖自知

目前在上海郊区养老的，大致分为两类人：原先的村民和市区过来的城里人。

先说第一类人。当羽翼丰满的儿女离开乡村，守着老宅和土地的老人，也就不得不成了“留守老人”。还有的老人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搬迁进了高楼别墅，却离开了朝夕相处的邻居，开始了独居生活。

2015年夏天，奉贤区民政局的干部走访村子，到一个老年人家里见到了一碗变质的红烧肉。“这碗肉颜色变了，老人已足足吃了一个星期……”工作人员震惊而心酸。

这并不是偶然。数据显示，奉贤区16.11万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中，绝大部分生活在农村，纯老家庭老人7万人，独居老人1.3万人。子女不在身边，养老资源难以覆盖农村偏远地区；农村老年人又普遍存在物质条件艰苦。

为此，今年奉贤将建108家睦邻“四堂间”，为农村老人提供“一揽子”养老服务。所谓四堂间，即在一个房子内同时满足四个功能——吃饭的饭堂、学习的学堂、聊天的课堂、议事的厅堂。​

如果说市区老人的助餐点是“锦上添花”，那么农村老人的助餐点就是“雪中送炭”。王阿婆的儿子每天给妈妈打电话时，从问“今天午饭怎么吃？”变成了“今天午饭吃什么？”​自从去年村里设了睦邻四堂间助餐点，王阿婆的午餐有了着落，还可以提前点餐，告知厨师想吃什么。​

除了奉贤，在嘉定、宝山、松江等地，托老所、长者照护之家、村集体经济兴办的养老院等各种类型的养老模式纷纷涌现，逐步缓解农村留守老人的养老难题。

而来郊区养老的城里人，生活又是另一番光景。在金山朱泾镇的一座高尔夫球场边，坐落着法式庄园风格的养老社区——颐和苑老年服务中心。这里看起来像极了一座五星级酒店，还宣称要引入丹麦幸福养老模式。实际上，不管是在生态岛崇明，还是在闵行、嘉定、浦东等区，都出现了相对高端的养老社区。​

颐和苑入住的老人中，来自高校的学者家庭占了一半，孩子大多在国外。房间里硬件设施很好，有智能马桶、中央空调和地暖；在颐和苑东南角，有一块150亩的果蔬园，老人可在此申请租一块田地，种上喜爱的蔬果；精神层面的娱乐更多，每个月至少要举行两场音乐会，还举办幸福养老论坛等。

不过，每位入住的老人要先缴纳8万元押金；平时，每位老人平均交月租金3500元左右，若夫妻俩住一套房是7000元；另外，还会收取一定服务费。这对于普通老人来说，难免望而却步。

有些市区老人因为向往田园生活，选择在郊区买房，住上一段时间却是冷暖自知。有位选择去崇明养老的阿姨总结说：“动手能力不强、长期依赖城市服务功能的人，还是轻易不要尝试城市田园生态生活。”

 “适老化”社区的真相

一位普通老人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通常它以家为圆心，向小区、菜场、公园、社区医院等几个场所辐射，如果要帮子女带孩子，那么还得往返学校。

老年生活质量评判的权重，绝大部分落在这个活动半径内。这也是老人心目中“幸福社区”的几个关键指数。

不久前，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者发布了一个有关老年人的社区需求研究。研究者从老年人对于社区服务设施配置布局的需求和满足感入手，发现利用“步行指数”可以验证老年人的满意度，越是适宜走路出行的社区，越是受老年人喜爱。

在研究者测量的三个社区中，杨浦延吉社区的步行指数最高，为91.07分；浦东联洋次之，社区步行指数为70.64分；嘉定江桥为67.54分。就是说，老社区延吉社区的服务设施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适宜性最强，老人的满意度也是最高的。

这个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高洋上的社区，可能在老人眼中，并不是最理想的。

上海城市的适老化改造，也是从老人的生活半径开始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很多小区都在进行的老宅加装电梯改造。2015年10月，普陀区怒江苑小区7号楼加装电梯成功，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得很多社区竞相取经。

怒江苑是1998年建成的售后公房，改造耗时一年多，业主们前前后后开会30多次，项目组四处奔走，在各个部门盖了46个图章，终得以顺利进行。此后，审批流程精简，加装电梯在全市推广。截至今年5月，上海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已竣工完成12台，正在施工5台，完成项目立项即将开工的有43台。

另一方面，“一站多点”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已在各区逐渐成型。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养老乐园综合体、医养结合护理站等各类名称不一、功能完备的机构，成为这个服务圈的重要驿站。老龄化程度高达38.28%的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还将街道每个片区里原有的老年日托所全部转型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分中心，每个居委都配有社区公益站，专门用来开展政府购买的养老服务。

智慧化养老亦普及深入。今年3月，杨浦区区级综合为老服务信息平台“彩虹桥”上线运行，平台设有信息发布及查询、服务申请、服务监督、后台数据管理及统一需求评估等功能，实现了全区养老服务实时监测、实时分析等。宝山区以“银铃居家宝”项目为服务载体，探索建设全“养老云”平台，以一键呼叫的便捷方式，向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主动关爱、紧急援助、走失定位等，旨在打造24小时智能养老服务圈。第三方养老服务机构“爱照护”提供的智能护理床、智能远程看护和关爱配件等，已走入普陀、浦东、虹口等多个养老机构和社区。

当老人所在的社区服务设施步行可达，多功能的、智慧型的养老服务日趋完善，这算不算一个“适老化”社区？答案是极有可能，但真正的答案，只在老人们心中。

老人的心思谁能懂

有位区民政干部私下里感叹：“社会上都说‘一老一小’最值得关注。但实际上，小朋友的钱最好赚，老人的钱最难收。”

此话或许不中听，但放在现实情景中，却毫不夸张。2017年发布的“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上海地区）”报告显示，当被问及愿意以每月多少费用入住养老机构时，77.7%的老年人希望低于3000元，只有2.7%的老年人愿意支付每月5000元及以上的费用。而办养老机构的成本，近年飞速上涨却是事实。

今年1月起，上海在徐汇、普陀、金山三个区先行开展了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老人将可享受到长期护理保险待遇。试点期间，对居住在三个试点区或者在其养老机构住养的60周岁及以上老人，经评估护理需求等级为二至六级的，可由定点护理服务机构为其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并按规定报销护理费用。

大致来说，效果不错。但尽管老人自负的部分只有10%—15%，在现实中依然遭遇了一些老人“嫌贵”的问题，即便子女愿意支付，还有老人心有不甘。再说服务，社区居家照护和养老机构照护的服务内容目前共有40余项，涵盖了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都是失能老人亟需又适宜开展的服务。但还是有老人反馈说：“我不需要这些，能帮我家里打扫卫生更重要。”

之前说到的奉贤建睦邻“四堂间”，助餐是老人最看重的功能，目前由政府补贴，老人只要支付成本的一部分。但即便这样，还是有老人觉得贵了，有些不需要助餐的老人提出来：“我没有来吃饭，是不是可以把政府补贴的餐费直接给我？”

对于老人的这些行为，有人理解，也有人嗤之以鼻，一些人认为“不少老人的价值观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没错，政府想做好事情，有时候还真不简单。包括建养老机构时的“邻避效应”：谁都希望能建个养老院方便养老，但谁也不想建在自己家门口。特别是一些上了岁数的人，一想到建在社区里的养老院里可能设有“临终关怀”，就表示反对。因此，每建一个社区附近的养老院，背后的动员工作相当艰苦。

不过，有位一直和老人打交道的政府工作人员这样感慨：“我有时也不理解老人的行为，但只要你用心为他们服务，绝大多数老人真的很好，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儿女。”

其实对于老人，若将他们的观念行为带入其成长的背景轨迹中，那些“抠门、公私不分、迷信”等行为或许更容易理解。就像当年希望社会包容年轻人，如今的我们同样需要对老人多一份包容。而此刻，政府所做的正确引导和沟通协调，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老龄化的社会，我们的父母正从低龄老人迈向高龄老人行列；而有一天，我们自己也终将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