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絮一样的雪花，纷纷扬扬从天而降，将北京香山打扮得格外妖娆动人。在香山饭店的庭院里，三位驰骋“上海滩”的报坛元老，兴致勃勃，并肩而坐，随着摄影师按下快门发出 “咔嚓” 的清脆声，为后人留下了难忘的瞬间……　　

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他们在香山赏雪时拍下的镜头。画面中的赵超构与徐铸成，清一色戴着绒线帽和秀琅架黑边眼镜，双手扶着手杖；赵超构的耳朵上还插着助听器，长长的导线环绕在胸前；陆诒双手平放在膝盖上，一头发亮的银发可与景山春雪媲美……他们的笑容温暖慈祥，他们的目光睿智有神。

重庆初识留情谊

此照在我国新闻界流传颇广，赵超构颇为喜欢，曾因此自诩为“香山三老”。“三老”之称在我国颇为流行，譬如张中行、季羡林和金克木就被称为“燕园三老”。赵超构与徐铸成、陆诒均为“名记者”出身，曾是上海新闻界的“领军人物”，冠之“香山三老”，可谓名至实归。　　

1949年，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邓拓、杨刚（女）、胡乔木、金仲华、王芸生；第二排左起：徐铸成、徐迈进、恽逸群、邓宗汉、赵超构；第三排左起：张磐石、刘尊棋、陈克寒、储安平

“香山三老”年龄相仿。徐铸成年长三四岁；赵超构为次，与陆诒相差一岁。他们似乎注定为新闻而生，较早就投身新闻事业。赵超构与徐铸成负芨求学期间，即开始向报刊写稿投稿，徐铸成还被聘为国闻通讯社和天津《大公报》记者。徐铸成是上海和香港《文汇报》主要创办人，他见证和参与了中国现代报业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成为我国著名的职业报人。陆诒上过专门的新闻学院，21岁就主动请缨上前线，成为一名战地记者，曾实地采访过“七·七” 卢沟桥事变、“八·一三” 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被誉为“战地百灵”。　

他们是在抗战后期的重庆相识并结交的。当时，赵超构笔政《新民报》，赴延安采访归来，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延安一月》。徐铸成呆在重庆的时间并不长，桂林沦陷《大公报》停刊，他随员到重庆避难，此间少有交往，闭门主编《大公晚报》。由于《大公晚报》与《新民报》并无“瓜葛”，因而赵超构与他接触不多。　

在台儿庄战役中，陆诒（右四）、范长江（右一）与关麟征军长（右二）合影留念　

陆诒与《新民报》颇有渊源，早在1936年，就兼任成都《新民报》驻沪记者。到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编委兼采访部主任后，与《新民报》的关系更加密切了。陆诒与赵超构的关系非同一般。《新民报》是《新华日报》名副其实的“友军”。当时两报的编辑、记者来往频繁，互通消息，共同呼唤民众觉醒，寻求救国之路。陆诒与赵超构不仅“共饮两江水（长江与嘉陵江），同吃平价米，同穿平价布”，每当敌机来袭时，还多次“携手跨进防空洞”，可谓共患难、同休戚。　　

多年以后，陆诒重温这段经历，仍然热血沸腾，他在《超构同志业绩永存》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我永远忘不了重庆新闻界同业（其中包括《新民报》的赵超构同志）对我们的帮助。说实话，在当时那种严重封锁和压迫之下，如果没有同业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新华日报》从事采访工作，势必寸步难行。”

“半生襟抱”赴光明

抗战胜利以后，他们陆续撤回到了大上海，继续实现他们办报救国的未竟之志。赵超构创办《新民报》晚刊，徐铸成主笔《文汇报》，陆诒供职《联合晚报》，命运又一次将他们紧紧地拴在一起。三报中的“三友”，又开始“亲密协作，共同战斗”。陆诒曾用“焕然”的笔名，为《新民报》晚刊撰写《周恩来在上海》《司徒雷登意外得官》等内幕新闻。1947年5月，三家报社同时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勒令停刊，记者遭到非法拘捕。他们坚持真理与信念，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文汇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右）作检讨

徐铸成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透露了他与赵超构解放前夕不寻常的“北游”经历。1949年2月，他们从香港辗转北上，货轮从烟台靠岸后，即散居于郊外旧别墅，他们与同为新闻界的王芸生和刘尊棋合住一幢楼。3月18日，他们安全抵达北京。5月初，他们一行20余人又一起随解放大军南下。当时铁路公路仍未修复，行程十分艰难。先乘增挂的软卧专车，渡船，再乘汽车，到了后来就只能是徒步而行。　　

一路过来，虽几经周折，受尽颠簸、劳顿之苦，但他们的内心却充满着对光明前景的无限向往和追求。旅途中，他们还顺带游历了凤阳皇觉寺、滁阳醉翁亭等名胜古迹。在丹阳城外，住在一破烂小旅馆，他们戏称之为丹阳的“国际饭店”。徐铸成还回忆道：“某日，我偕芸生、超构入城散步，企图觅一消遣地方，见一书场，有王少堂说《水浒》，说来绘影绘声。”　　

1983年冬，陆诒以《民主与法制》特约记者的身份采访赵超构

在《徐铸成自述：运动档案汇编》一书中，徐铸成多次提到赵超构。他说：“（19）57年反右斗争以前，我往来较密的朋友有大右派沈志远、傅雷，反动学术‘权威’李平心和赵超构。”还说：“赵超构是‘反右’前我的同业中最接近的朋友，意气相投，立场相同，每次同到北京开会，总在一起；在上海，也不时相约到小酒店去饮酒谈天。”　

他们一起出席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在北京先后朝夕相处近三个月，共同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期间，徐铸成回忆录中引用的日记片断中，记有“与超构同游北海”“与超构兄同游雍和宫及孔庙、国子监”，还说“此数处，20年代余曾屡来游览，超构则为初次”，可见他还是陪游；还有“乘电车赴全聚德吃烤鸭，熙修、吴闻、谢蔚明、际垌、梅朵做东，并请超构作陪”，“我与超构同乘愈之车到国际俱乐部会餐”，还有从北京返回上海途中列车上，“午饭，与超构共饮一小瓶白兰地、一瓶啤酒”。　　

在徐铸成的日记中，也有提到陆诒，如约陆诒“至都一处便饭”等。从这些琐碎的“吃喝玩乐”里，让人感受到了他们彼此间纯真而诚挚的友谊。　　

在赵超构八十华诞座谈会上。左起；陆诒、徐铸成、赵超构、王维、束纫秋。（1990年摄）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此间新华通讯社新闻训练班开学礼是在北京香山举行的。他们，还有陈铭德夫妇，以及王芸生、金仲华、浦熙修等新闻界的代表都有参加，会后还游览了香山北侧的碧云寺，瞻仰了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这也许是他们最初在香山留下的足迹吧。

劫后余生情未了

“香山三老”的友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1957年“反右”狂飙中，“香山三老”成了上海新闻界的“头号右派”，在“文革”惊涛骇浪中三人都不能幸免，有一个时期，他们曾一起被发配到奉贤“五·七”干校学习与改造……　

至此，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交往了，且有些“恐避不及”。徐铸成在上交的汇报材料中提到，由于被警告“不要相互串联，搞思想上的‘自由市场’”，他与陆诒只能在“政协学习时见面”；与赵超构“（19）57年后从无来往，只在见面时彼此问问而已”。尽管如此，他们内心总还是惦记着对方。徐铸成在“文革”中自身难保的情况下，还在日记中提到赵超构……

赵超构（前排右二）生前最后一次出席全国政协会议。赵后排不戴眼镜者为名记者陆诒。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终于又重见天日，重新开始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恶梦般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他们又相处在一起，重新握起了手中的笔。徐铸成笔头不老，为《新民晚报》写起了连载《哈同外传》与“小楼散记”；陆诒再当老记者，作为《民主与法制》的特约记者，他还专门采访了老友赵超构。他们又像往日那样，每年结伴北上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同吃同住，同组讨论；一周或半月有余，朝夕晤聚，交心畅谈，偶尔还结伴上香山故地重游。

然而，他们怎么也回不了20多年之前了，中间白白流逝的光阴，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阻隔在他们之间……他们老了，那么快就迈入了耄耋之年。　　

“三老”在香山合影时，他们泰然自若的神情背后，又有谁知道他们内心泛起的悲凉之情呢？“明年此会知谁健”？果不其然，不到一年，徐铸成就驾鹤西去了。　

赵超构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竟是《永别了，铸成同志》。他在文中饱含深情地写道：“看他写得那么勤劳，显出了一种悲壮的气概。他是要把他失去的时间捕捉回来啊。他是一个直到临终还不想搁笔也未曾搁笔的老记者。”　　

而赵超构自己与陆诒，又何曾不是这样呢？徐铸成走后不到50天，赵超构抛下手中那支如椽巨笔，也随他而去了……1997年1月，徐铸成、赵超构逝世五年后，陆诒也走了。　

“香山三老”的故事，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在香山雪花抛洒天地皓然一色的风中，戛然而止……

本栏目主编：伍斌  题图为“香山三老”赵超构、徐铸成、陆诒（1991年摄）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