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不觉之中谢稚柳先生已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一旦失之，便觉贵之”。对海派文化甚而对中国书画界而言，谢先生的离去都是一种永远的缺憾。记得前辈汪庆正先生晚年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谢先生在书画鉴定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读谢先生人生这本书，你会不知不觉从内心发出无限的感叹，一个自然人，在物质条件并不丰富、环境并不宽松的那个时代，怎么能够掌握那么多才艺，担当那么多角色。

谢先生是大画家，这是无可争议的。但谢先生又是大书法家，以画家身份担任上海书协主席直至辞世，在难弄的书法界也人人敬仰他，因为谢老的书法取法唐人，又融入个人独创，到晚年尤其行草书兼长篇题跋那一类，行云流水，笔走龙蛇，充满书卷气，写者舒心，观者更是悦目。

谢先生是鉴定大家，在二十世纪书画鉴定领域是泰斗级的人物。他的鉴定与学者的考证性鉴定、艺术市场人士的鉴定有很大差异，他是一代书画大家，能够并强调从艺术总体上如时代风格、气息、笔墨、线条等角度，综合各方面因素进行感知、鉴定和判断，把握整体，辅以细节，所以他的鉴定具有时代高度和地位，可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他也注重考证，如在与张大千同住敦煌一年多的时间里，张大千专注于临摹，而谢先生每天上午乘着太阳升起的光线入洞丈量壁画、记载文字，在上世纪40年代就出版了《敦煌艺术叙录》和《敦煌石窟集》。薛永年教授认为“《敦煌艺术叙录》是我国学者研究敦煌艺术的开山之作，是用石窟壁画与卷轴互相参证以说明绘画源流及其时代性的先行者”。

谢先生的鉴定不仅有理论总结，更有实践事例。他担任上海博物馆顾问前后为上博鉴定、收入无数藏品，其中确定唐摹本王羲之的《上虞帖》、徐熙的《雪竹图》、王晋卿的《烟江叠嶂图》即为范例。1983年到1990年，他受命于国务院出任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组长，与启功、徐邦达、刘九庵、杨仁恺、傅熹年等先生一起完成对全国公藏机构十余万件古书画的鉴定，在此基础上由专家们编制出版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图目》二十余卷，相当于续写了当代的《石渠宝笈》，极具权威性，功不可没。

谢老的诗也做得好，晚年出版过诗集可佐证。他通晓韵律，又不拘一格，往往能信手拈来，出神入化，让人读来回味无穷。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任于右任先生的秘书，后又受聘于徐悲鸿先生在中央大学任教，年轻时就有讲课、为文的功底，写得一手好文章。

最后，我要说到谢先生的绘画。我们现代人穷尽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大多只在山水、花鸟、人物的某一方面有点成绩，而谢先生是全能画家，山水不说，花鸟也极佳，有《荷石图》《红叶山禽》等为证，人物也超凡脱俗，有《渊明采菊图》《王子猷品竹图》存世。因为鉴定古画需要深入了解画理结构，他无意中比别的画家学得更多，而吴湖帆、张大千这些鉴定大家都有相类似的特点，他们视野更开阔，艺术更全面，能够厚积薄发。由此悟出一个道理，何为大家呢？他们是时代的巨人，他们是“全能冠军”，善于把握整体，将艺术、知识、学问诸要素相互打通，又形成个人特长、个人面目和个人权威，引领着一个时代。

笔者不厌其烦地叙述谢先生的功业，无非是想证明他的博学和精专。他能多方面地汲取文博、收藏、鉴定、书法、绘画、诗文、词曲等方面知识和才学，又相互贯通，不拘泥，不刻板，所以能成大事、成大家。而这一切又是一直以来传统画家的基础，即融诗书画道德文章于一体。比如齐白石先生就曾认为自己诗的成就最高。

谢老的一生还应了“厚德载物”的古语。他具有长者风范，雅量容人，凡事不计较，所以德高望重，在纷繁复杂的书画界、鉴定界独树一帜。在我的朋友劳继雄先生的回忆中，有一个细节总是令我感动：在八年书画巡回鉴定的过程中，谢老身为组长，每一地每一机构组员时有缺席，而他是无一遗漏的。当地领导和工作人员闻知谢老是书画家，作品一宝难求，价格不菲，总是盯牢他，希望得到一件作品。往往在谢老离别这个地方的时候，酒店的工作人员每人会裁好一张纸在他房门口求画，而谢老不论领导还是厨子、清洁工，一视同仁，每人一幅。这要何等的气度才能做得到啊！海派另一位大家陆俨少先生评价说，谢老这样的人物几百年才出一个，很不容易的。

读完谢老这本人生大书，掩卷沉思，深深感叹谢老这一代大家离我们渐渐远去。书画家、鉴定家所处的环境已今非昔比，但凡事还是决定于人，谢老们的经验，今人也是可以借鉴的，未必今人就做不到，只是需要极为勤奋且又天赋超人。

谢老在世时，对朵云轩以及新兴的拍卖事业也支持有加。当年朵云轩首拍的第一件丰子恺作品，也由他敲下了第一槌。在他辞世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追思之情。

本栏目主编：伍斌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