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报道称，清华科技园开始在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埃及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探索共同建设科技园。听到这则消息，国人会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而感到自豪，但同时，或许也有人会提出疑问，以前听到的都是沃尔玛、宝洁、GE等欧美跨国巨头到海外设厂投资，为什么中国企业“走出去”却是到海外建设园区呢？这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当前全球国际投资领域的一个重要新动向。从全球贸易和投资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新的具有重要潜力的国际投资模式，这也很可能将是中国向世界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的重要构成部分。

国际投资的1.0版、2.0版和3.0版

在早期国际投资中，跨国公司是重要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尤其以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居多，投资来源和走向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因此，最初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实践都围绕发达国家展开，如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就是以美国的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际投资快速增加，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参与进来，成为资本流向的重要目的地，发展中国家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投资也日渐增多。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曾长期成为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的接受国，目前又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厂进行绿地投资（编者注：绿地投资也叫创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可以看作是国际直接投资的1.0版，欧美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此模式，主要目的是通过全球配置资源降低生产成本，解决贸易不便利问题。目前，这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仍然以工厂投资为主。

随着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其产业转移和对外投资不断加强。日本海外工厂投资往往以某一家大型跨国公司为主，其他相关零部件企业配套跟进，集聚在某个区域空间，形成投资和生产的规模效应。这可以看作是国际直接投资的2.0版。

上个世纪90年代，新加坡在苏州建立新加坡工业园区（现已更名为苏州工业园区），并取得很大成功，这使得跨境园区建设受到瞩目。随着中国资本输出的不断加快，中国利用自身园区建设经验，建立海外跨境工业园区，开辟了国际直接投资的3.0版。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各类工业园区，正在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向，使得工厂性投资正转向跨境园区建设。

中国引领的跨境工业园区建设为何在世界投资领域方兴未艾？

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以东25公里处的中白工业园。 新华社

与以往工厂投资或抱团集群投资相比，以中国为代表的跨境工业园区建设有以下不同之处：

第一，跨境工业园区主要输出到发展中国家。

目前，大部分海外跨境工业园区主要输出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有少部分跨境工业园区建设，比如，中国海尔在美国建设海尔工业园区，但总体上看为数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较好，而很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政府没有能力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基建。对于进行直接投资的企业来说，必须通过工业园区建设，解决道路、电力、厂房等问题，从而为工厂性投资解决区位条件受到束缚等一系列问题。

第二，跨境工业园区建设往往是更大规模的一揽子投资组合。

工厂性投资相对比较简单，是资金、技术等要素的组合投资。而跨境工业园区建设则往往是更大规模的一揽子投资，涉及面更广，投入资金更大。由于资金量较大，工程建设周期较长，有时也会采用几个企业联合投资和建设的方式。考虑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不稳定和行政效率不可靠，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政府部门间的合作予以保证。

第三，跨境工业园区在出租土地、厂房方面常保持开放性。

跨境工业园区建设不仅仅有利于自身的厂房性投资，实际上也提供土地和厂房出租，这区别于日本集群式和集聚的对外投资方式。比如，中国红豆集团在柬埔寨建立的西港特区，既有大量中国企业，也有柬埔寨当地企业和第三国企业。这种开放式工业园区，可以为建设跨境园区的企业带来租金收入，并形成更大的集聚效应，有效发挥初始基建投入带来的回报。

工厂性投资转向跨境工业园区建设将会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和贸易发展，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健康发展。众所周知，很多发展中国家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存在大量的投资空白地带。但由于发展阶段低，缺乏资金和技术，加上行政效率低，跨国公司往往很难有意愿进行长期投资，并担负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而投资于海外工业园区，可以更好地促进国际直接投资，带动工厂性投资。此外，不少最不发达国家，在拥有最惠国（MFN）待遇的同时，还享受普惠制（GSP）待遇以及部分产业的额外关税优惠。跨境工业园区建设可以提高东道国的生产能力，充分发挥贸易优惠条件，促进世界贸易发展，从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跨境工业园区建设衍生出新的细分模式

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的中印尼合作青山工业园自备码头。 新华社

目前，园区“走出去”已成为中国全方位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开放经验的国际范围扩散。中国的园区“走出去”既在发达国家建设跨境园区，如海尔在美国建立的海尔工业园，也向发展中国家复制园区建设成功经验和模式，如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等。

2006年，商务部公布了《境外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的基本要求和申办程序》，提出建立50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并鼓励企业境外复制和推广各类园区，由此形成建设“走出去”平台的高潮。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进一步肯定园区“走出去”积极作用并鼓励在海外推进各类型园区建设后，境外园区建设更是引人关注，为“走出去”模式创新、提供产业转移载体、发挥国际比较优势提供了大好机遇。

从国际范围来看，目前中国正在引领跨境工业园区建设。根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36个国家有在建合作区77个，累计投资241.9亿美元，入区企业1522家，总产值702.8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26.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21.2万个。其在20个“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56个合作区，则占据在建合作区总数的70%以上，累计投资185.5亿美元，入区企业1082家，总产值506.9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10.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17.7万个。

与此同时，跨境工业园区建设也取得了新的发展。归纳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和相关国家的工业园区投资和建设，可以看出主要正在衍生出以下几种新的细分模式：

1、加工区模式海外园区。

加工区很少或不进行科研开发工作，通过集中本地以及周边地区的优势加工企业，或利用既有外来高新技术成果，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主要依托劳动力资源丰富、口岸和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区、自然条件和农业基础优越的区域而建立。制造业加工园区如白俄罗斯明斯克中白工业园和印度（浦那）中国三一重工产业园；劳动密集型加工园区如巴基斯坦（旁遮普）中国成衣工业区和孟加拉达卡服装和家电产业园区；能源资源加工区如巴基斯坦瓜达尔能源化工园区和中哈阿克套能源资源深加工园区；农业加工区如华信中俄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区。在现有的“一带一路”中外合作境外园区中，加工区占据较大比重，此类园区继续开始向更加多元化和高级化的方向发展。

2、产业带模式海外园区。

这类园区一般由若干规模较大的各类科技园区、工业园区和科研机构、企业群体连成一片所组成。既有优势企业主导型产业带，有较大的特色企业或是政府通过政策等形成优势企业，产业间集聚功能强、竞争优势显著、产业链体制完善、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又有中小企业集聚型产业带，形成企业之间相互协助又竞争的竞合关系。大多数由大型国企和民企主导建设的海外园区属于此范畴。其中，如巴基斯坦海尔—鲁巴经济区形成了“单个大企业+东道国企业”建设型模式。再如，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的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在铜钻冶炼产业的带动下，形成以生产型材、机械建材和电缆电线为主的加工产业群，以家电和食品等为主的轻工产业等拓展产业带。

3、科技城模式海外园区。

该模式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本地拥有优质丰富的科教智力资源，可以依托本地高校、科研院所等丰富的科技资源，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衍生出一批高技术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与加工制造、资源利用、商贸物流等传统园区模式相比，科技园区还是“一带一路”产业合作的相对滞后点。目前，清华科技园开始在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埃及等“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探索共同建设科技园。2017年，旨在搭建国内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产业发展的创新服务平台和国际科技合作平台的云南澜湄科技园启动，将打造“空间+服务+资本+孵化”优质产业生态系统，与东南亚南亚国家产业资源进行整合和对接。

从当前全球范围来看，在国际贸易投资中，工厂性投资仍然有重要的位置。但是，园区投资填补了原有全球国际投资诸多空白点，并且越来越在推动世界投资贸易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投资贸易方面展现出积极而重大的价值。可以说，如今，工厂性投资正在转向跨境工业园区建设，已经成为全球国际投资领域中的一个新动向，值得关注。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为上海市欧美同学会课题“上海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园区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

题图：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郊区的中白工业园。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参与建设的最大海外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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