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那年，世居皇城根下的老北京高国森第一次耳闻，他说了大半辈子的话不是“普通话”。

“中学那会儿我就是学校广播员，我一直觉得我说的是标准普通话，就跟新闻联播里的差不多。”高国森对那样的评价有些不服气。

而在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张世方看来，高国森的普通话一点都不标准，甚至不是普通话，而是北京话——一种正在消失的方言。

京片子越来越少

对，北京话，就是胡同爷们儿满口“er”音的儿化，就是把“西直门”说成“西zh门”的吞音，就是《茶馆》里王利发、常四爷的扯闲篇儿……

北京话曾见证这座古都的变迁和民族融合的历史。13世纪蒙古人定都大都（今北京），15世纪初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至北京，17世纪满人入关，蒙语、满语、东北方言、南京方言紧随占领者的马蹄混入北京人的语汇。

语言学家普遍认为，清末民初，现代意义上的北京话成型。

然而，一个世纪之后，北京话面临消失的命运。

记录着很多北京人美好回忆的京片子，现在听到得越来越少。年近七旬的高国森是为数不多还能说地道北京话的北京人。

高国森在家中翻看他过去写的诗。

北京市语言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贺宏志感叹：“现在北京孩子对老北京话不太熟悉了，北京方言可以说是日渐式微。”

2010年一项调查显示，54.5%的北京人认为北京话的北京味儿越来越淡了，49%的土生土长的年轻人更向往普通话，85%的新移民希望自己的孩子说普通话。

方言是一个“地域的神味”。保留一种方言就是保留了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一种精致的文化观念体系。

忧心忡忡的语言学家和北京教育主管部门已经着手为北京话的消失作最后的准备——寻找正宗北京话“发音人”，以纸笔、录音、摄像的方式记录他们的方言，建立一个北京话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误入发音人海选

寻找发音人犹如海选歌手。

高国森就是这样一个误入海选的老北京。那天接到街道“参加市里一个活动”的通知，高国森乘了105路汽车，不明就里地赶向北京市教委。

那个一个深秋的早晨，“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 前夜，刚刚下过一阵秋雨，一阵秋雨一阵凉。郁达夫说，北方人念“阵”字，总老象是“层”字，平平仄仄听起来，这念错的歧韵，倒来得正好。

从菜市口到市教委所在地和平门路程很近，两站即到。推开教委大门，高国森发现，已经有八九十号男女老少拥在一个大房间里，屋里架满长枪短炮似的摄影机、照相机。看到悬挂在墙上的横幅，高国森才明白，街道所说的“活动”是北京话发音人遴选。

自以为普通话堪比新闻联播的高国森因为京腔京韵的纯正，歪打正着，意外成为北京话发音人。高国森说，那天他朗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题为《祝福》。想必在“祝福”声里，一定有不少像层（阵）一样念错的歧韵。

高国森个头不高，但声音洪亮：“祖上在北京多少代说不清，但我知道，我姥姥的爸爸家住右安门外，是个不穷不富的农民，清末还参加过义和团。”

高国森地道的北京话源自他地道的北京人身份：自儿时起，高国森一直生活在城南——北京最具市井气、烟火味的地方。那里有底层市民挣扎的龙须沟，有打把势卖艺混生活的天桥，还有看惯了铡刀和血水的菜市口。高国森的家就在菜市口铁门胡同6号，一个有着蛮子门、抱鼓石的四合院。院里，生活着一群满口京片子的街坊。

高国森在铁门胡同6号四合院的这两间屋里住了50多年。

北京话在失去生存的土壤

和高国森一同入选北京话发音人的，还有炭儿胡同小学的女教师谷斌。

谷斌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也在城南的胡同度过。一位北京作家说，在老北京，城南和南城，不是一回事，不只是字序的互换而已。对许多北京人，城南，是一个情感深重的称谓，从口中吐出这个词儿，会有一种霜晨月夕的沧桑感觉。

和《城南旧事》里的英子一样，儿时的谷斌总爱同伙伴在胡同里走街串巷地“疯”。她说：“以前觉得胡同特温馨，一到胡同就到家了，就安全了。现在胡同里没什么人，有一次晚上走进胡同，突然觉得瘆得慌。”她生活了十多年的锦绣二条胡同也因为马路扩建而在地图上永远消失了。

研究方言的张世方教授说，北京话是胡同里的话，是大杂院里的话。随着北京城墙的倒塌，胡同、大杂院的拆迁，城区中心地带的北京人分散到了城区周边的安置房里。

 “就像失去了城墙和护城河保护的老北京城一样，北京话也正在失去长期存在的土壤，北京话的很多特征逐渐淹没在大北京、新北京之中。”张世方这样描述北京话的现状。

就连在铁门胡同住了50多年的高国森也在2014年搬进了楼房。在胡同生活的最后几年里，光景不复从前：住了几十年的老街坊陆续走了，接替他们的，是天南海北来京务工者。最多的时候，一间屋住17口人。

那几年，四合院里除了高国森老两口，已经再无北京人。高国森记得，“后来院门口还开了俩饭馆，一棵老大的树楞给熏死了。”

街坊走了，大树没了，京腔也再难觅踪迹。

有声数据库将推出

北京话不再回响于热热闹闹的胡同，但至少还可以记录、可以保存，而且越快越好。

经张世方教授提供电话号码，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试图联系几位热心北京话的老北京，电话那头，数次传来亲属或戚戚或愤愤的回答：“前两年已经走了……”“死啦！”

行动起来，就在现在。

北京语言大学研究所，北京话历史上的首次录音就在这里低调开始了。外界不知情，录音过程全封闭，为的是不受打扰。

高国森和谷斌就在这里的录音间，做起了北京话的代言人。

高国森的任务是用北京话说出1000个单字、1200个词汇和50个短句。

张世方和他的助手们用一种高国森看不懂的符号记录着发音，录一遍、校一遍、再录一遍……

有些老话儿怎么说，高国森也拿不准，就去请教胡同里的老哥们儿，甚至去老北京人爱扎堆儿的正阳书局取经。

据北京市语言工作委员会贺宏志介绍，由政府、语言学家、发音人共同完成的北京话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将于今年年底前推出。

保存那份文化记忆

然而贺宏志也强调，保护不等于推广，“国家的语言政策是推广普通话，保护传承方言文化。”

对这一点，高国森和谷斌这些老北京都很认同，“北京话是生活里的，现在环境变了，硬是要推广老话是没必要的。”

另一方面，北京话本身就在与时俱进，在对新环境的不断适应中慢慢发芽、成长。一代人有一代人口中的北京话。张世方说：“北京话就是这样一茬一茬长起来的。”用老舍先生的话说“北京话是活的”。

保护北京话，莫若说是记录北京话发展中的一个历史“切片”。正如张世方所言，多少年以后，即使这种语言消失，子孙后代也能从这些影音资料中看到听到我们曾使用的语言。北京话反映了北京当地的风土人情，保存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它是北京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指标。

高国森和谷斌很看重这种“身份认同”。这几年，由于郭德纲的相声、《老炮儿》的电影，北京话似乎又流行起来。但谷斌说：“那些真不是北京话。比如夸女孩儿漂亮，有人说北京话叫‘盘儿亮’。那根本就是北京小流氓的黑话，不是正经人说的话，我们小时候嘴里要出来这词儿，那不得挨打呀。”

谷斌担心，对北京话的猎奇最终会把北京话糟蹋了。她说，与其让北京话传歪了，不如让它留存在记忆里。

北京话，不仅是高国森、谷斌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记忆，更是曹雪芹、老舍、萧乾、林海音的……

“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说这句话的，是一个毕生吴音未改的江南人——红学家俞平伯。

本文图片：宰飞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