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清晨，上海。天气阴沉，细雨濛濛。

18岁的山东青年刘洪林，与20多位战友乘坐一辆10轮大卡车，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带路下，从市郊的曹杨路越过苏州河进入市区。卡车径直开到南京路，在国际饭店东边的金门大饭店前停下。他们挨个跳下车站到路边，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车流、行人、大楼……此时，苏州河以北部分地区还在进行着街巷争夺战，不时传来枪炮声。南京路一带刚由解放军控制住，路上行人井然有序，各种车辆川流不息。有轨电车上坐满了乘客，许多人把头伸出车窗，也好奇地望着这群穿着解放军装束的男女青年……刘洪林仰着头，看着传说中的“亚洲第一高楼”——24层国际饭店，心中默念：上海，终于到了！

他后来自嘲道：“乡下人初到上海，一切都是新鲜的。”

1949年5月进驻上海时的刘洪林。

1931年，刘洪林在山东荣成成山镇黄埠山前村一户农家出生。1948年考入华东工商干部学校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2月调入驻扎在山东青州的中共中央华东局财办机要科，随局机关南下，一路来到上海。

刘洪林这群年轻的机要员到达上海后的目的地，是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此时，陈毅担任主任的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还未正式接管中国银行，机要科人员只得在金门大饭店休整待命。

第二天上午，军管会发布“接财字第壹号通令”正式接管中国银行后，刘洪林他们乘上原车，从金门大饭店出发，沿南京路东行，到达滇池路外滩，然后从滇池路73号的边门进入中国银行，上到四楼，在面向黄浦江的有着联排窗户的大厅里驻扎下来。

陈毅签署的接管中国银行通令。

结束将近半年的南下行程后，农家娃刘洪林成了一个新上海人，他后来写文章回忆这段岁月：

“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机要员，没白没黑地在大厅里翻译直通中央和华东各省区财委的密码电报，目睹国民党飞机对杨树浦工业区、浦东码头和仓库狂轰滥炸。1950年2月初，随机关西迁常德路。1952年间，我又重返中国银行大楼，在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机要科工作，继续夜以继日地译发为经济大战服务的4A密码电报。

初到中国银行，没有空余房间作宿舍，机要科青年们就睡在办公室里；吃饭也是每天三次乘卡车到西藏中路/凤阳路转角处一个小饭店吃包饭。过了一段时间，才在中国银行内的员工食堂另外起伙，自备碗筷，每顿一菜，而银行职员则是四菜一汤。”

从1949年6月6日起，刘洪林他们就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里，夜以继日地工作，圆满完成联通上下的密码通信任务，为上海解放初期经济工作的恢复和发展，为上海500万市民的吃饭和就业，作出了贡献。1949年11月，刘洪林在此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夏，华东局财委机要科人员摄于中国银行大楼和外滩公园。

1952年7月26日，刘洪林到成立一年多的华东贸易部机要科工作。密码通信单位上至中央贸易部，下达华东各省、区商业厅（处）。来往密电的中心内容是加强市场管理，稳定粮食、棉纱等主要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价格，保证大中城市的商品供应，打击奸商的投机倒把活动。机要科成了华东贸易部领导指挥经济大战的指挥所。

这段时间，机要科宿舍安置在附近的虎丘路上。刘洪林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虎丘路不长，南起北京东路，北到苏州河沿的南苏州路。这条路上，原来好像没有什么重要单位，有的还是圆明园路上一些单位的“后门”，马路街沿有一些饮食摊棚。

我们机要科的宿舍，在那座红砖楼房的顶层。刘清林科长住朝北小间，其余四五间由男女同志分住，20多人挤得满满的。当年我们这些年轻人，白天在滇池路上的中国银行大楼上班，晚上除了留两三个人在大楼工作和值班外，其余都在虎丘路的宿舍里，星期天也经常在大楼加班。每天早、中、晚饭，就在宿舍对面的贸易会堂餐厅吃。这个餐厅很大，一层楼面有几十个桌子，吃中饭时坐满了贸易部机关和下属公司的人。我记得，中饭常吃香喷喷的蛋炒饭，一桶一桶地摆在那里，吃多少自己盛多少。吃晚饭时，人就少了很多。到吃早饭时，排队领大饼、油条和豆浆的人，不过几十位，我们机要科的人就占了一大半。”

1952年12月机要科同志在贸易会堂大厅拍的集体照，中排右三为刘洪林。

虎丘路34号，顶层是原机要科宿舍（2004年10月摄）

刘洪林还告诉读者一些有趣的当年生活细节，比如：

“我们机要科的同志在虎丘路宿舍住了一段时间，又搬到四川北路向东、溧阳路南的一幢花园洋房，但仍在贸易会堂餐厅吃饭。从此，每天清早，我们从四川北路底乘上通向十六铺的有轨电车。月票是这条线路专用的，每月更换一次，是名副其实的“月票”。上车以后，黑色帽子上有金属号码的售票员，逐个在乘客月票上的日期处打洞。接着，电车在叮当叮当声中，沿四川北路向南穿行，临近苏州河，向东拐上北苏州路，再转向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然后在北京东路站下车。我们先沿着北京东路向西走，到贸易会堂餐厅吃早饭，然后再到滇池路边门的中国银行大楼上班。那时候，因为工作紧张，我们很少吃完晚饭就返回溧阳路宿舍的，星期天也时常在机关加班。在溧阳路花园洋房里，20多个少男少女，除了住在底楼的薛仲林同志和他爱人老杨，其余的一个也没有成家。大家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就像一个友爱的大家庭。

上海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机关实行供给制和薪金制并存。我们机要科的同志，全部享受供给制待遇，单衣棉被都由公家发给。起初，肥皂、草纸和牙具也定期发给，后来改发津贴，由自己去买。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些机要员也列为技术人员，每人按技术等级发给从2斤猪肉开始的“技术津贴”（折合成现金）。我记得，我到机要科时，比起那些刚从机要学校毕业的学员，算是“老”机要员了，每月已可领到人民币10几万元的津贴（币制改革后，1万元折合1元）。科里同志常用津贴来买外贸公司在机关内部供应的桔、柑等水果，廉价的衬衣和格子布等。领导也很关心大家的业余生活，经常发电影票，大光明、皇后（后改和平）、国际、胜利等电影院，我们都去过，还在乍浦路上的解放剧场看过话剧。那时，机关里的同志都以享受供给制为光荣，对薪金制一点不眼红。倒是有些享受薪金制的同志，因为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而要求改为供给制，但我没有听说有被批准的人。”

1953年1月，华东贸易部机要科撤销，组建华东商业局机要组。刘洪林到中共中央华东局机要处，在办报科负责办理上下通报单位发来的、经译电科译出的密码电报。工作地点改在金神父路（后改名瑞金二路）上的三井花园（今瑞金宾馆）。就此，刘洪林结束了初到上海时的外滩岁月。到了1954年，机构又发生了变化。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行政委员会撤销，机要处人员一分为三：一是上调中央、中央军委机要局；二是留在上海，成立新的上海市委机要处；三是在上海或各省另行分配工作。刘洪林选择了留在上海，继续从事机要工作。

1979年3月起，刘洪林调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任宣传处副处长。1984年参与筹建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任秘书长、会刊《探索与研究》主编。1988年12月参与筹建上海市形势政策教育研究会，任常务副会长、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2016年6月17日（星期五），我收到刘洪林是月12日去世的消息，老人留下遗言不开追悼会，骨灰已送山东家乡落葬。

斯人已逝，音容宛在。又逢上海解放纪念日，笔者想，应该把刘洪林当年在外滩的足迹记载下来，以纪念他们那一代革命青年为上海的和平与经济建设奉献出的青春时光。

本文编辑：沈轶伦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图片编辑：苏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