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的城管何文做着一份“令人生厌”的工作。

10年前的一次外勤，何文的脚被抗拒执法的商家用陶瓷水斗砸肿至几个月穿不进鞋。那个时代，城管与百姓的矛盾莫名突出，“穿着制服出街，每天都会挨骂”。随着上海城管执法重心下沉，机构职能日益完善，城管与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密切，矛盾双方的关系反倒趋于和缓，何文极少再因公受伤，出外勤的“最次待遇”升格为执法对象的白眼相向，多数时候，还能得到些理解和宽慰。

“可这总归不是个好职业啊。”妻子蒋继英对着何文发完不知道多少次的牢骚，最后，“懒得说了，他非要干，随他去吧。”

两年前的一场苦难降临，让蒋继英以为丈夫可以就此“收手”了。时任上海奉贤金汇城管中队长的何文，在一次常规体检中，被宣告患上肺癌，手术很迫切，也具有危险性。“同事们也以为他会从此安心休养的。”金汇城管中队副队长、何文一个战壕的“兄弟”沈权说。

结果出人意料，手术后3个月，何文重新套上他的黑蓝色城管制服，坐回到他中队长办公室里的那张藤椅上。

变与不变

早上7点，是何文平常出门的时间。何文测算过，从17公里以外的家开车到中队，通常需要1小时。而上周的一天，因为路上多堵了一刻钟，“我迟到了。”何文很介意自己的不守时。

事实上，当时距规定上班时间8点半，还有富余。“他一直是这样，生病前后，没怎么变。”队里的90后小将潘佳文说，每次来单位，他会先看到办公楼下那辆深黑色的雪弗兰，那是何文的车。“何队总是来的比我们早，所以队里没人敢迟到。”

副队长沈权习惯与何文在早上碰头，交待一些当天工作上的事。何文病后，两人的工作方式也没改变，队里的大小事，何文仍会过问，只是末了沈权会多加一句“注意休息”的提醒。

在手术台上，何文的肿瘤被正式确诊为“恶性”，长期的治疗与服药不可避免。他的生活以及他的城管事业，发生了实质上不可逆转的变化。“别人觉得我还和原来一样，照常上下班、照例分管工作”，甚至照样拼命。只有他自己知道，生病意味着失去什么。

2015年，上海市人大重新修订了《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上海市城管执法部门被赋予市容环卫、绿化、市政工程、水务、环保、工商、建设、规划、房管、交通和其他等领域执法权限，400余个执法事项。与此同时，城管执法体制深化改革让执法重心下沉至街镇层面，各镇城管执法机构具体承担本辖区内的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工作。何文作为队长，获得了独当一面和大展拳脚的机会。他庆幸自己的城管事业遇上了“好时候”。

当时的金汇镇泰日社区西街，是出了名的马路菜场。一到下午4点，周围的夜拍档就开始躁动起来了。光是占位摆摊的，就把路堵了个水泄不通，两轮以上的车根本开不过去。为了根治市容顽疾，意气风发的队长何文亲自挂帅，屡屡联合属地政府和各相关职能部门出动清理、整顿，大获全胜。如今再看，这条路已恢复了通行顺畅、环境整洁的模样。“他生病前什么事都冲在一线。河道周边拆违、大型市场综合整治，全不会落下。”沈权说。

患病后，为了健康起见，何文被迫放弃了外勤工作。原先那件常年在外风吹雨淋的制服如今很少穿出去了，反倒是办公室里一张被冷落多年的藤椅，成了他的亲密伙伴。上午，他会坐在椅子上把一天的重点工作梳理一遍，依次布置给下属；到了下午，“收兵”的队员们会把现场遇到的难题汇总上来，与他共同探讨解决方案。“怎么说呢？身在曹营心在汉吧。肯定是想战斗在一线，但不得不对自己妥协。”何文说。

还有些变化，也是何文为疾病作出的让步。比如，脾气更和顺了。采访中，他接到一个下属打来的电话，语气颇有抱怨。放在过去，何文会跟着急起来。可当天，他苦口婆心地劝了十多分钟，平静地挂断了电话。“何队是个急性子。要求5天里完成的工作，他一定会冲在头3天就把它干了。干不完他难受。”潘佳文说。可当医生明确指出，“情绪”是影响他身体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时，何文硬是像“倒时差”一样把自己的性格掰了过来。“要开心，要有耐心。”何文时刻劝服自己。

普通人何文

何文的身上是看不出病态的，面色正常，身材得当，普通人一个。“我就是希望人家拿我当普通人看。”为此，他坚持药物治疗，每半个月去看一次中医、配一次药；家里的饭桌上贴着食谱禁忌，每日严格执行；医生嘱托的话，句句真言，时刻谨记。癌症，就如同他的另一份职业，何文小心而用心地应对。

去年底，奉贤区将他评为年度“感动人物”，理由是“恪尽职守、敬业担当”。他受之无愧。患病后，何文仍坚持每天提前到岗，准时参加区里、镇里那些放在周末的大小会、大小视察，以及直接参与着城管中队的各项任务安排。可每每说起这事，何文总有难以言表的复杂情绪。他感念这份荣誉，“说明城管的工作被认可了，弟兄们的眼泪和汗水没有白流”；他也同时充满不安，不知这荣誉是不是给自己生病的慰藉。“我不想因为生病就变得特殊”。

但“癌症”和“敬业”这两个标签，终究是在城管何文身上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队里的同事曾暗地里惊讶，“他咋这么快就回来了”。局外人也开始打听何文的事，他甚至被“神话”成了一个患了癌症还不下火线的“拼命三郎”。何文很想辩白，他觉得自己不过是在做一个生了病的城管队长力所能及的普通事，却时常被看做“特殊”。

“就怪这恼人的病！”何文说。

2016年7月10号，它到来了。

那是他住进体检疗养医院的第二天，放射科的医生拨通了他的电话：“有点问题，你可能要过来一下”。何文隐隐觉得是坏事，从客房到医生办公室这一路，他走得很揪心。像是面对一台陈年失修的机器，反复回想自己的身体出过什么毛病，有什么隐约的症状。

“他身体一向很好。”沈权说。所有人都知道何文平日烟不抽、酒不喝。他早年学过厨师，对食品安全尤为在意，平日连单位食堂的采购渠道、采购清单也会过问。“这么养生的人咋会生病”？但何文还是倒下了。被宣告可能是肺部恶性肿瘤，需要马上做进一步筛查后，无助感迅速升上心头，何文表现出他前所未有的脆弱。

夫妇俩关系和睦，何文平时在家也会下厨，很喜欢做饭。

“他当时给我打电话，复述了医生的话，紧接着说担心我，也担心孩子。”妻子蒋继英说，她能感受到他的恐惧。这是即便他做城管时被人追着打，被违法广告牌划伤手指汩汩冒血，被砸伤脚几个月走不了路时，也全然没有过的，源自一个普通人对死亡的恐惧。

幕后英雄

重新走上城管岗位的何文，开始学着做一个帷幄之中的大管家，或者说，“幕后英雄”。

金汇城管中队里共有19名执法队员，平均年龄只有34岁。绝大部分是85、90后，何文最老，几乎年长了一辈。城管工作不顺时十有八九，“几乎每天都会接触负能量的东西，习惯了老百姓的言语攻击。”潘佳文说。何文拿队员当孩子，总是忍不住叫来谈谈心。“我们遇到困难了，何队就讲他的解题思路；心情不好了，就讲他以前的故事，让大家忆苦思甜呗。”

多数时候，何文的努力是奏效的。凭借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和谈判技巧，何文不去现场也可以大致判断出执法中的症结所在，给一线的队员提供启发。而“忆苦思甜”的心理战“套路”虽已被年轻队员们识破，却总是有打动人的力量。

但他也常常感到犯难。城管执法体制改革后，作为金汇镇城管中队“大家长”的何文开始承担起一些过去从没碰过的工作。比如“绩效分配”。年末的这一笔绩效，按什么规则分给大家，既激励骨干，又能凝聚人心？又比如食堂饭菜。怎么让常年在外、不知钟点的执法队员能一回到队里，就吃上一口舒服的热菜热饭？何文挖空心思。他总觉得“自己如今不能多干事务，那就只好多用些脑子，帮队员们做好保障。”

“幕后英雄”偶尔也有走到台前的时候。2018年，奉贤实践城市精细化管理，全力推进“百路整治”工程，打造美丽街区。在金汇镇，大叶公路（金汇段）、大昌路、汇中路等5条居民区集中的街道被列入整治重点。

城管工作的推进比想象中艰难，单单一条大叶公路，900米的路段上依次排开20多栋居民楼。为了挨家挨户劝服百姓同意实施天然气改造，拆除雨棚、太阳能管道，金汇中队的城管们跑了一趟又一趟。分管相关工作的副队长陆杰说，“有几家谈判尤其艰难，我们反复上门，居委会也多次劝解，依旧无果。”最终何文选择了亲自出山。

当天晚上7点半，何文敲开了其中一户居民家的门。对方态度生硬，何文却直奔主题，把法律依据、补贴政策、整改的好处、居民的难处一一罗列分析，站在对方的角度尽可能给出政策许可范围内的解决办法，居民渐渐松了口，甚至还为带来麻烦抱有歉意。

“城管工作是有技巧的，但更重要的是换位思考，以心换心。”何文说着，带着一种“廉颇虽老，亦敢当先”的骄傲。